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界定

陈宝军


　　摘要：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的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笔者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该定义具有的基本内涵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并明确了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私了、刑事谅解、辩诉交易等概念的区别。
关键词：审判阶段 刑事和解 犯罪处置方式 轻缓化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甚至形成了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例如，无锡市的公检法司《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理论界也对刑事和解作了探讨，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而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探讨比较少，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法院还是在进行积极探索，例如无锡市中院及基层法院的刑事和解试点，再如2009年郑州市中院对河南首例重罪案刑事和解后，被告人得到轻判。可以说，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刑事和解都在成长中，“刑事和解现象的出现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它从来不是在什么有系统的、现成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司法实践中带有一定自生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一个改革试验。第二，刑事和解制度没有一个固有的模式，它基本上是边探索、边试验、边调整。”[1]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以下简称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陈兴良教授认为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构成该学科内容的概念的明确和完整紧密联系的。只有在概念统一，内涵确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2]
　　二、和解的释义
　　所谓“和解”“从字面含义来看，‘和’的含义是‘平和、和缓、和谐、和睦’，而‘和解’的含义则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可见，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和解’实际上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中‘和’是手段，‘解’是目的。”[3]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着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解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倡导的人和、兼爱、不争、至善，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要轻易做出判决，要采取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以“无讼”作为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在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一直以“贱讼”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才出现“健讼”的现象，但是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调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模式”到近几年最高法对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要求，都把调解或和解作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院应有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的诉讼理论上，和解可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4]由此可以看出此处的诉讼上和解主要是指在审判阶段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释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诸种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1、刘凌梅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5]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西方VOR 的翻译。2、宋英辉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件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在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和解后，被害人对加害人刑事处罚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有关机关通过审查，对加害人作出比较宽缓的处理。因此，刑事和解并不是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处分，这一点与辩诉交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规定。当然，有学者主张刑事部分也可以和解，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做不到，刑事部分的和解是将来立法解决的问题。[6] 3、陈光中、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7]
　　从以上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可以看出都是将刑事和解的概念尽量细化，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毕竟现代意义的刑事和解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个新生事物，实践初步展开，理论正在探讨，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形成统一的共识。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应当把刑事和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能将范围定义的过于狭窄，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8]就将刑事和解看成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从而排除了侦查、审判，甚至执行阶段的刑事和解。孙勤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某种机构或者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宽缓倾向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9]笔者赞同孙勤博士的意见，将刑事和解界定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概念。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刑罚的本质存在四种理解可能：一是刑罚适用方式，二是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三是刑罚执行方式，四是犯罪处置方式。[10]笔者也赞同第四种理解因为刑罚适用、刑事责任承担、刑罚执行都不能涵盖刑事和解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有犯罪处置方式可以更全面的反应现象，揭示了刑事和解的本质。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刑事和解是具有特殊活动内容的犯罪处置方式。在这种活动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协商构成刑事和解活动的主要内容。对话侧重的是双方认识、情感的沟通交流；协商侧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商量协议。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被害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而被害补偿又是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确定的。”[11]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另外还提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五、审判阶段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
　　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居间调处，促使民事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妥协，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私法自治和权利处分原则的表现，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事人在法官的斡旋下可以适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纠纷得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在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的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就属于这一领域。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法官只是一个中间人，法官的任务就是召集双方、释明法律权利与义务、说明利害关系、确认刑事和解协议等等，至于能不能达成和解，法官不得强迫、引诱，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始终站在主导地位。所以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型的民事调解的最大区别就是法官的作用、地位不同，前者法官的作用很小，而后者是纠纷双方与法官都占主导地位。
　　（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私了
　　私了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者他人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中立的第三者并且没有程序性。与调解相比，私了更强调的纠纷主体的自由处分权，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也就是说私了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还没有进出诉讼程序，公权力介入之前才能行使的，并且私了没有法官作为中间人，这是两者的明显区别，
　　（三）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
　　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刑事和解”这一概念，应当将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取而代之。“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与发生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应当严格地予以区分。‘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存在的概念，甚至已经在刑事自诉理论中使用。所以，将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而将‘刑事和解’界定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和解，不仅能够实现刑事和解概念与民事和解概念之间的‘接轨’还有利于刑事公诉和解概念与刑事自诉和解概念之间的‘并轨’” [12]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适用阶段的不同，前者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主体，法官作为中间人，适用于审判阶段；后者以被告人与控方为主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
　　（四）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以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辩诉交易主要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它与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有以下区别：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后者的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2、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在检察机关掌控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后者是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3、内容不同，前者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后者仅仅是刑罚交易。

注释：
[1]陈瑞华教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的发言，见《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年第4期。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日]青山善允、伊藤真著：《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第260页。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5]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6]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10]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11]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2]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 陈宝军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


　　（2005年5月20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专利保护

　　第三章　专利促进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
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专利纠纷的行政处理和调解、专利违法行为的查处、专利申请与实施等保护和促进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专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专利保护和发展纲要，鼓励和支持专利的开发和应用，并保障专利事业发展的经费。

　　第四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遵循鼓励创新、依法保护、完善服务的原则，做好专利保护和促进工作。

　　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有关专利保护和促进工作。

　　发展改革、科学技术、工业促进、教育、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相关的专利保护和促进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专利宣传教育，营造专利保护和促进的良好环境。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加强对专利知识的宣传，提高全社会的专利意识。

　　本市鼓励学校开展专利知识教育；鼓励高等学校创造条件，开设专利知识课程。

　　第二章　专利保护

　　第六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保护工作的协调机制；依法查处专利违法行为，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他人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前款禁止的行为提供资金、场所、运输工具、生产设备等生产经营便利条件。

　　第八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引起专利侵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的事实、理由；

　　（四）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五）当事人就该专利侵权纠纷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提交请求书和所涉及专利权的专利证书及其复印件，并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请求书副本。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

　　第十一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自收到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和有关证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可以要求请求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补齐材料。

　　第十二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一）侵权人制造专利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制造行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或模具，并不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二）侵权人使用专利方法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销毁实施专利方法的专用设备或模具，并不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三）侵权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并不得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四）侵权人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消除影响，并不得进行任何实际销售行为；

　　（五）侵权人进口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并且已经进入本市的，责令其不得销售、使用该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六）侵权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专利侵权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

　　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措施不能制止侵权行为，或者侵权产品难以保存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责令侵权人销毁或者拆解侵权产品。

　　第十三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行为，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根据需要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合同、图纸、账册等资料；

　　（三）采用测量、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

　　（四）抽样取证；

　　（五）登记保存；

　　（六）对涉嫌侵犯制造方法专利权的，要求被调查人进行现场演示。

　　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阻挠。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就下列专利纠纷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

　　（一）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三）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四）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五）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对前款第（五）项所列的纠纷，专利权人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出。

　　第十五条　专利纠纷的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原则。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终止调解，并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展览会、推广会、交易会等会展的举办者对参展的有专利标记的产品或者技术，可以查验其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许可合同；对未能提供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许可合同的，可以拒绝其以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技术的名义进场参展。

　　第十七条　在专利技术交易中，让与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受让人的合法权益，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第十八条　对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冒充专利的行为，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举报。

　　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方式，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九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以及故意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档案；纳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告。

　　第三章　专利促进

　　第二十条　本市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制定专利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对专利的实施工作；鼓励个人进行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本市建立专利研究开发、实施和交易的服务平台，为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

　　第二十一条　本市设立专利奖，对在本市进行发明创造并实施，为促进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予以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本市鼓励企业及其他组织增加研究开发专利的投入，其专利研究开发费用按照国家和本市促进技术进步的规定计入成本费用，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购买专利所发生的费用，可以按照规定列入成本。

　　第二十三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经依法认定登记的，当事人享受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交易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专利实施等方面因特殊困难需要获得帮助的，可以申请政府财政资金资助。资助的具体办法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市财政部门会同市科学技术、发展改革、工业促进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奖金或者报酬。转让专利权的，应当参照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规定，给予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报酬。

　　奖金和报酬可以现金、股份、股权收益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形式给付。给付的数量、时间和方式等，由当事人依法约定。

　　第二十六条　对本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可能产生专利的，科学技术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项目承担单位约定专利目标，并将取得专利的情况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内容。申请专利所发生的费用，可以在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中列支。

　　本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所产生的专利，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项目承担单位自主决定专利的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的收益。但科学技术等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对专利权及与专利权有关的权利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申请本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研究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涉及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人应当向科学技术、发展改革、工业促进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

　　申请人未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予以立项。

　　第二十八条　本市鼓励专利权人依法实施其专利。

　　对于具备实施条件、未能适时实施的单位享有的专利，本市鼓励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与享有专利权的单位以签订合同的方式予以实施。

　　第二十九条　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优先采购含有本国自主研究开发专利的产品。

　　第三十条　本市鼓励发展专利中介服务机构。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加强自律，不断提高执业水平，为委托人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依法执业，不得从事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与委托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等违法活动。

　　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专利中介服务。

　　第三十一条　有关行业协会，应当进行专利知识的宣传和培训，鼓励会员申请和实施专利，督促会员尊重他人专利权，并为会员提供专利咨询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依照本条例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假冒他人专利，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对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对为侵犯他人专利权提供生产经营便利条件的，责令改正。

　　（二）对明知他人实施假冒他人专利行为，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便利条件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对明知他人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便利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拒绝、阻挠专利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对未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的项目予以立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监察机关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其他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来源：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