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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许霆案、何鹏案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既有客观事实依据，又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现代银行通常以省为单位，设立一台银行服务器作为核心，全省营业网点的窗口电脑和自动柜员机都是终端，终端与服务器相联接组成现代银行的二元化结构。

客户在窗口要求柜员办理银行业务，与客户在柜员机上自助操作，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向银行提出自己的请求，终端会将请求传递给银行服务器。银行服务器是无人值守、自动响应的，当收到终端传递过来的客户请求后，服务器自动将保存在数据库中的客户账户资料调出来，然后根据请求自动运行存款程序、取款程序办理银行业务。服务器办好银行业务后会向终端发出收取存款、支付取款指令，由银行营业窗口的柜员人工执行或者柜员机自动执行。银行服务器与自动柜员机配合，就实现了银行服务无人化。

客户取款，银行要对客户是否满足取款的二个条件进行判断：一是对客户提供的密码与账户留存的密码是否匹配相符；二是账户余额与请求取款数额的差值是否不小于1。判断第一个条件是否相符，其含义是银行核对取款人的身份。当输入的密码正确时发生取款交易，视为账户本人的交易行为。只有通过输入正确的密码，银行电脑系统才会允许进入系统并有资格提出取款请求。如果密码不正确，则会被银行电脑系统拒之门外，要求重新输入密码。判断第二个条件是否相符，其含义是银行要求取款后账户余额数字不得小于1。请求取款的数额必须少于原来的余额，且新的余额数字不得小于1。当原来的余额与请求取款数额之差小于1时，则服务器向终端返回信息，余额不足，交易失败；当原来的余额与请求取款数额之差不小于1时，则服务器自动运行取款程序，扣除此次取款数额得出新的余额，作好取款记录，然后向终端发出支付取款的指令。

不难看出，客户到银行取款，是否符合银行取款条件，需要银行电脑系统进行判断并作出决定（相当于银行管理者的大脑思维），这个判断及决定后的操作，集中体现银行的意志，所以，银行电脑系统具有简单的意识，能独立代表银行意志与客户进行交易，事中不需要有人参与其中，事后也不需要有人审核。电脑知道，代表银行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是现代银行的运行模式。

针对取款的第一个条件——账户与密码匹配相符。与陈兴良、张明楷取款时完全一样，何鹏、许霆输入正确密码时，银行电脑系统已经识别何鹏、许霆的身份。从这个时候起，双方的取款交易是公开的，毫无秘密性可言。

针对取款的第二个条件——账户余额与请求取款数额的差值不小于1。陈兴良、张明楷取款时，账户余额和请求取款数额，与实际情况相符，都没有出现差错，跟大家日常遇到的情况完全一样，属于正常状况。

问题是何鹏、许霆账户中没有这么多的存款，又是如何满足取款的第二个条件取出款来呢？第二个条件就是一个不等式，银行服务器对不等式是否成立进行判断（大脑思维）之前，先要从外界获取账户余额和请求取款数额这两个参数。账户余额保存在银行的数据库中，银行服务器需要时会自动提取；请求取款数额需要从终端输入后传递到银行服务器。由于银行服务器所使用的前述两个参数，都是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具有易变性，在保存和传递过程中，由于银行管理上疏失，电子数据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样一来，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存款，也可能满足取款的第二个条件——不等式成立，从而取出超过实际存款余额的钱来。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

对于何鹏案，银行保存在数据库中的何鹏账户余额实际只有10元，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保存的。银行在对数据库进行升级时，因管理上疏失，有多种原因，例如格式不对，所保存的电子数据就会发生变化，既可能被充值，也可能被减值。何鹏的账户被充值，由10元变成了100万元。当何鹏提出取款2000元的请求时，银行服务器从数据库中调取的存款余额为100万，银行服务器在判断不等式是否成立时，大脑思维并没有错误，因自身原因获取了错误的参数而产生重大误解，结果不等式成立，从而使银行与何鹏之间达成了取款交易，银行支付了取款给何鹏。

对于许霆案，账户余额中只有176.97元，当许霆提出取款1000元或2000元的请求时，因其账户余额不足，正常状况下是取不出款来的。可是自动柜员机程序升级时因疏忽而留下程序瑕疵，在自动柜员机向银行服务器传递取款请求的过程中，许霆取款1000元或2000元的请求，因程序瑕疵的存在而发生变化，变为许霆取款1元或2元的请求，与实际相比发生了减值，报送到银行服务器。银行服务器在判断不等式是否成立时，大脑思维也没有发生错误，因自身原因获取了错误的参数而产生重大误解，导致不等式成立，从而双方达成取款交易，银行必须支付取款给许霆。在支付取款的过程中，因涉案自动柜员机具有独特的付款机制，又发生了给付错误。

所谓独特的付款机制，指自动柜员机的付款机构被设计有二个开关，第一个开关决定付款数额，第二个开关是否决定付款。因自动柜员机付款必须是整数，当客户输入取款数额后，柜员机将计算取款数额除以100的商值，然后判断商值是否为整数，若不是整数，则要求重新输入，若是整数，则相当于打开了自动柜员机付款机构的第一个开关。第二个开关掌握在银行服务器的取款程序中，一旦前述不等式成立，则银行服务器自动运行取款程序，从账户余额中扣除取款得出新的余额，作好取款记录，然后对自动柜员机发出同意支付的指令。这个同意支付的指令就是自动柜员机付款机构的第二个开关，即决定付款。

许霆案中，银行服务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取款1元或2元，意味着银行同意付款1元或2元给许霆，向自动柜员机发出付款的指令。柜员机收到指令后等于打开了第二个开关，启动了付款机构，可是付款数额又取决于第一个开关，结果银行本意是支付1元或2元的，实际支付的金额却是1000元或2000元，发生给付错误。

何鹏、许霆的取款行为，与陈兴良、张明楷的取款行为一样，银行在判断取款条件是否成立时（大脑思维），并没有错误，同样满足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体现了银行意志。只不过，何鹏、许霆取款时，银行因重大误解体现的并不是其真实意志而已。银行方面清楚是与何鹏、许霆进行交易，不存在秘密性。银行因自身原因，对何鹏的存款余额产生重大误解而与何鹏达成221次交易，成立221份可撤销的储蓄合同，应由民法调整。银行因自身原因，对许霆的取款请求产生重大误解而与之达成171次取款交易，且在交易过程中又发生给付错误，同样成立171份可撤销的储蓄合同，也应由民法调整。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89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215条规定，何鹏案、许霆案的情形，应由银行自行负责，归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作者单位：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参考资料：
1、《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
2、《〈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的解读》
3、《许霆案解密：银行隐瞒事实铸成大错》
4、《许霆案，虚构的盗窃案》
5、《许霆案•何鹏案•葫芦案》或《许霆案、何鹏案新解，统一歧见的希望》
6、《许霆案何鹏案争议大结局》



从公司实务中存在问题看立法缺陷

赵越


改革开发以来，无论从微观的民众思想意识、政府部门管理理念方面，还是宏观的经济体制、对外策略方面，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就了无数的财富神话，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已成为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的部分。中国机会之多、中国诱惑力之大，从现在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便可见一斑。

但是，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和一部分政府管理层的传统理念。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和国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各种融资、并购、国内外上市等需求也如潮水般涌来，使得经济发展需求与企业治理僵化、立法执法滞后之间矛盾突显出来。本文将分别从公司法律法规中之董事、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之相关规定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保护不利两方面，来讨论立法和宣传可改进层面。

一、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1. 中国企业家族式管理模式引发的问题。

无论从晋商、徽商到浙商，还是中国其他地区民营企业家，大多数人的想法还停留在财产理所当然地传给自家人或交给自己人管理的层面上，即，企业仅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目前，大家都看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世已高，面临选择接班人这一重大考验，如何把自己辛苦创立的企业成功交接，成为许多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方太等多家家族企业交接班，被认为是成功案例，但毕竟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不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限制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若遵循财产传代的观念，就意味着只能将若大企业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没有竞争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赌注下得未免太大，使企业承受过高风险。去年，在高速公路违规的富二代，在交警令其下车接受调查时，当即躺在公路上耍赖，难以想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担当。仔细回想，我们会发现许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做得很成功的品牌都消失了，没能留传至今，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可运行的有效的引入职业经理人机制和企业家没有广阔的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关系。

我国国企在九十年代启用厂长负责制，由于没有职业经理人管理和控制机制，使得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也见不少人因此而纷纷落马。郎咸平说，有人家里请了个管家，管家管了一段时间后，就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家了，财产都想占为己有，实践证明，靠道德约束、靠管理人高风亮节、自觉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方式是失败的。

上述说明，没有一个严谨、严格、可行的法律制度配套，大多数企业家无法放心地将自己的企业和财产交由自己子孙之外的人管理。但我们看到福特汽车、香奈尔等老牌企业，都能够在标志性创业者离开公司或去世后，即便企业没有传给自己的子孙，仍能保护股东利益，企业仍屹立不倒。在欧洲，度假场所常能见到企业的股东们开着房车享乐人生，他们的企业已放心地交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在我国目前，联想、万科的接班都在尝试之中，希望这可以给中国企业可持续性管理建设带来宝贵的经验。

2.行政管理无章可循，使企业陷入困惑。

由于现有公司法律法规线条较粗，在实践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加之行政办事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各地行政不统一，地方各级部门行政又不统一等因素，使得经办人员遇事便向上级请示汇报，以图自保。就上海而言，各工商行政局程序就略有不同。例如：有的部门在外商独资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程序中，竟然要求被免职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签字就不接受申请，而变更法定代表人时，大都因为现任法定代表人失控，不配合股东工作，在此变更程序要求提供拟免职法定签字文件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有些工商登记部门，自行拟定的公司章程范本，申请注册的公司必须使用，除可填写注册资本额度、经营范围等留白部分外，绝不允许申请注册登记的投资者对自己公司的章程修订半个字，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些都使得中外国投资者疑惑和恐惧。

由于缺乏有效的董事和职业经理人管理机制，目前各地经常发生公司经理人与外国股东发生矛盾，股东拟收回公司管理权时，经理人拒不交出公司证照、印章、财务帐册，令公司陷入僵持事件。这时，您可能说，股东可以重新申办一套公司文件啊。岂不知，比登天还难，股东重新申领上述公司文件时，就会发现自己像皮球一样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比如，你认为该先重新申请营业执照，工商部门要求申请书盖章，并要求法定代表人签字，股东没有公章，当然无法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根本不配合，就更不用说法定代表人签字了。如你认为应先去申请公章，公安部门还要求提交营业执照原件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申请书。财务帐册的办理更难解决，税务部门将重新核帐，并对公司进行罚款，真是苦不堪言。如你将公司实情告知各部门，他们的回答十分统一，请股东去诉讼解决。

3. 诉讼效率低下引发公司财产流失无法补救引发的问题。

谈到诉讼，同样存在脱离实际和缺乏可操作性问题。由于我国案由及提起诉讼需提供证据要求死板僵化，诉讼过程就成了马拉松，劳民伤财，还不一定得到满意的结果。首先要想立案，立案人员要先根据法院的案由类别来确定是否受案，如果诉求不在该案由分类范围之内，根本不予立案，股东的最后一道维权防线就这样丧失。若在该案由分类范围内，则外国股东准备需要提交的公证认证证据就要几个月时间，使股东不能及时行使诉权。由于我国诉讼没有有效的禁令制度 ，在股东对公司失控又不能及时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公司财产外流在所难免，这种损失便是因制度缺陷而造成。这些潜在的风险，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信心。

二、立法改进和加强宣传方面思考

从欧美公司法发展和判例情况，可以看出立法者和执法者在股东和董事合法权益、厘清公司各方权利义务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免除董事任职资格法》（Company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商业判断规则”、《Cadbury报告》等等，都对公司高管的行为进行了细致可行的规范，正因为这些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完善，才令企业能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进行运转。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也首次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勤勉义务，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由于勤勉义务的标准需以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合理注意为依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公司法又仅进行了最原则的规定，在实际案件审理中如何判定董事行为合法合规性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本人办案实践，就增强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提出建议如下：

1. 在注册登记方面，应掌握最基本的原则，即公司股东利益致上。在制定程序规定方面，不能舍本逐末，置股东利益于不顾，应当改革法定代表人制度。目前的法律法规致使很多人误以为公司就是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表人就完全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利被过于放大，成为引起公司失控的隐患，这样极不利于保护在我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在证照办理、申请方面，多在确认股东地位和身份方面下功夫，一旦认定股东身份，则应注册登记部门应在程序上合法配合股东收回公司控制权，以尽量避免损失扩大。

2. 建议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中引入禁令机制。我们接触过许多离岸公司，参与过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股权纠纷诉讼，英国式法庭审理十分灵活，双方在质证方面，不存在争议的证据，即使是跨境取得，法庭仍可采纳。在国外法律查明方面，各方可通过提供境外专家和律师意见，再由各方对相对方专家和律师意见进行评论、辩论，通过这些程序法官进行判定。在及时制止可能引起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方面，通过申请人交付保证金方式，下发禁令。由于违反禁令涉及刑事责任，原告境外所申请禁令到达中国境内，纠纷相对方依然能遵守行事。禁令十分快速、见效，充分体现了法律和执法的威严。而在我国诉讼中，证据在起诉阶段就强行进行公证或公、认证，否则不予立案，而境外公、认证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无疑大大地拖延了诉讼时间，这就丧失迅速对权利主张一方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丧失了法律和执法的严肃性和威严性。

本人认为，要完善我国公司立法，可通过作为立法与审判桥梁的司法解释和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地政府操作程序进行修订完善并公布于官网，并对执法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和考评，使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风险和责任具有可预测性，将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予以细化，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投资环境。

上海富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