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说开去/李奋飞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18:43:40  浏览:8280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去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稿。二稿在不少方面比一稿有所进步。但是,在近亲属作证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的变化:“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上述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规定,被不少媒体认为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细读这个条文的内容就兴奋地将其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来解读,并力求从“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为隐”的规定)和“他山之石”(不少据说已经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都有亲属作证豁免的立法或判例)中挖掘素材来论证这个规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在,媒体对该规定的关注已经明显降温。所以,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很多人对这个规定的解读是过度的乃至是错误的。这里我将侧重论证,这个规定即使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要提醒读者反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究竟有哪些是无法实现而只适合观看的权利,以期对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裨益。
之所以说这个规定的意义微乎其微,是因为,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在此种审判方式下,法官不仅在开庭前要充分研读案卷,庭后仍然要反复研读案卷,从而既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庭审判本身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究竟还有多少耐心去费时费力地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来出庭证明他认为已经胸有成竹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与否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又哪里会有动力去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所以,中国的刑事法庭上鲜见证人,板子不应至少不应主要打到证人身上。相应地,靠法院强制证人出庭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基于这种司法现状,我有理由担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有可能甚至必定会发生假借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之名来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的情况。而确保被告人的对质权,这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在公正审判和家庭伦理之间,我想,最需要维护的还是公正审判的价值。也因此,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法经此次大修,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得上是“重大突破”了。
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在反思“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这个权利之余,似乎还有必要认真检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究竟还有哪些权利只适合观看而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结尾之际,我先带头举个例子。在我看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权利,根本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的侦查讯问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的讯问节奏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因而,“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判断权不可能掌握在处于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手中。如果有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权利,其结局或许更为悲惨。
所以,法律人在考虑引入某项权利时,既要认真研究是否真的需要在法律上设置这个权利,还要深入思考实现这项权利的条件(包括但远不限于制度条件)。这样的立法,才有可能更科学,也更可能得到实施。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管理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管理的通知
1995年1月4日,新闻出版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中央在京音像出版单位:
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已经实施两年了,对于加强音像制品的科学化、标准化、法规化管理,保护音像制品版权,维护音像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打击非法音像出版活动和净化音像市场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在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着问题。例如:个别音像出版单位1994年使用1993年的编码,或新旧编码并用;有的出版单位,“一码多用”;有的出版单位因人员变更,使编码工作中断或出现错误;有的出版单位无视出版纪律,出卖出版者码和记录码。这些问题,虽只存在于个别单位,却对全面、正确地实施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产生不利影响,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为了加强对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管理,充分发挥有关行政职能部门的作用,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指导、监督、管理机制,有必要对编码的分配和管理办法作适当调整,从以往的集中管理转向实行分级管理,由原来的中国ISRC中心直接向音像出版单位分配记录码额度,改为中央单位由中国ISRC中心直接分配;地方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向中国ISRC中心申请后再向辖区内音像出版单位进行分配。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接本通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辖区内音像出版单位对1993年、1994年实施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解放军系统的音像出版单位,由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组织检查。上述有关部门应将检查结果于1995年1月31日前报新闻出版署。
二、今后每年年终,上述有关部门应组织所属、所辖音像出版单位对该年度编码的使用情况作一次检查,并将使用情况以数据单形式报送中国ISRC中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所属在京的音像出版单位直接报送中国ISRC中心。各音像出版单位无论隶属关系如何,在向主管部门和中国ISRC中心报送编码使用情况的同时,还须将情况抄报所在地的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接受当地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三、中国ISRC中心根据各地音像出版单位上一年度编码的使用情况,确定其本年度记录码额度总量,并于1月31日前通知各地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中国ISRC中心确定各音像出版单位本年度记录码额度总量的范围内,结合选题计划的审核,向所辖音像出版单位适时地分配记录码。为了保证出版、发行工作的连续性,各地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年初未接到中国ISRC中心确定的记录码额度总量的通知之前,可根据各音像出版单位上一年度记录码使用数量,预分15%。解放军系统的音像出版单位的记录码额度,由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分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所属在京的音像出版单位的记录码额度,由中国ISRC中心直接分配。今后,各音像出版单位不得自行编排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记录码。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所辖、所属音像出版单位实施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对认真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予以表扬和鼓励。对违反规定的单位,要依照规定予以处罚。对自行编排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记录码的音像出版单位,给予减少年记录码额度总量10%以上的处罚;对出卖出版者码和记录码的音像出版单位,除给予减少年记录码额度总量15%以上的处罚外,还应按有关规定并处其他行政处罚;对不执行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音像出版单位,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出版、停业整顿、吊销音像出版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吊销音像出版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需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从1995年7月1日起,凡未标明ISRC编码的音像制品,即作为非法出版物予以查处。
六、新闻出版署将在1995年适当时候,再次举办“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培训班”,对音像出版单位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培训和指导。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烟草系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国家烟草专卖局


烟草系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国家烟草专卖局


  第一条 为了深化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正确评价和选拔干部,加强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结合烟草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烟草系统下列单位应当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一)国家烟草专卖局(总公司);
  (二)省、级烟草专卖局(公司);
  (三)地市级烟草专卖局(公司);
  (四)其它具有较多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控股企业的单位。

  第三条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单位应成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长,主管组织人事、纪检监察与审计部门的领导任副组长,组织人事、纪检监察与审计等部门的负责人任成员。

  第四条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单位应成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负责承担联席会议的秘书工作、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日常管理和报表统计,起草有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规章”制度,审核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提出经济责任审计意见书,对下级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情况实行监督检查以及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办公室设在审计部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有关部门选派。
第五条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应当参加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与有关审计组组长可以列席联席会议。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如遇重大问题,可及时召开。

  第六条 联席会议负责交流、通报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情况,研究、解决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议定的主要事项有:
  (一)内部审计机构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计划;
  (二)聘请社会审计组织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项国计划;
  (三)检查上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计划完成情况;
  (四)经济责任审计意见书;
  (五)研究重大违法违纪事项的有关问题;
  (六)组织人事部门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结果的利用意见;
  (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规章制度;
  (八)其他需要议定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 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干部管理和监督的需要,在每年年初提出经济责任审计年度工作计划,确定审计对象和内容。并经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协商后提交联席会议认定。审计计划要坚持有离必审,先审后升,任期内三年轮审一次的原则制订。在干部的考核、评价与选拔中,要正确运用审计成果。

  第八条 纪检监察部门每年要按照廉政建设的要求,把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纳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总体安排,加强监督检查,并负责立案查处审计中发现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

  第九条 各级单位要按照《烟草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驻国烟审【1997】第2号)设置独立审计机构和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并按《烟草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国烟办【1999】676号),积极开展审计工作,突出重点,改进方法,确保审计质量,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完成经济责任审计任务。要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督促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不利的部门和单位要进行批评,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如暂时因经济责任审计任务集中,而无法及时完成任务的,可委托社会审计组织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所需审计费用必须保障,谁委托谁承担费用。

  第十条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是加强管理与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单位应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努力做好经济责任审计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设备,保障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如以前系统内有关规定与本制度有抵触,以本制度为准。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总公司)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