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互联网时代下的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
吕春野
【摘要】：随着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中国现实中方兴未艾的公众参与实践或许会藉此获得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撑，同时，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与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 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尝试性解读，或许会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 互联网
一、引言
在一个以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为时代标签以及整个世界日益信息化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里，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信息化时代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建构并不断发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是法治先进国家的重要标志，亦是法治后进国家需不断努力前进的方向。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蔚然兴起以及国内民主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公开条例》）颁布，并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正式
实施。
公众参与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在国家立法层面还是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层面都已有大量的公众参与实践，公众参与在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上俨然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不无尴尬的是，中国式公众参与的软肋与深层次的硬伤—公众参与的虚置与形式化—依然在隐隐作痛，刺伤着每个坚守民主信仰并实践参与行动的现代公民。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作为支撑与保障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基础性制度，[1]其可预期的制度价值正承载着无数民主斗士与一般公民的无限希冀和期待。互联网是21世纪的时代标志，网络作为政府信息的新型载体与依托，给政府的信息公开提供了更加多元化与便利化的公开方式选择，开辟了公众参与的新路径，同时也给中国的公众参与民主实践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本文尝试着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分析基点与媒介，对有关《公开条例》实施前的公众参与图景，互联网与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以及互联网与公众参与等方面作一点初步、肤浅的分析与梳理，以期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尝试性解读。
二、公众参与在中国—《公开条例》实施前的公众参与图景
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思维下，中国未曾摆脱“威权行政”桎梏的束缚，国家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更多的是作为国家活动的对象或客体而存在，由于公民法律意义上主体地位与独立利益的缺失，普遍、有效的公众参与在中国几乎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政策与制度理念的变革、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结构开始经历深刻且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体结构由一元化—多元化”[2]“社会关系结构由身份社会—契约社会”[3]的变迁，开始摒弃传统的单方性行政管理的做法，鼓励、倡导个人和组织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行政等活动，“协商行政”、“民主治理”的现代治国理念开始在萌芽、扎根。
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4]和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1997年的《价格法》、2000年的《立法法》和2001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1989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19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在不同的制度层面上彰显着公众参与精神。这些法律以及其他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有关公众参与的整体性制度框架。[5]在这些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指引与推动下，公众参与的民主实践在中国蓬勃兴起。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至少在行政机关看来，公众参与意味着会增加财政开支，损及行政效率，于是行政机关总是千方百计地推脱公众参与，尤其对那些官僚主义思想浓重以及习惯于“暗箱操作”的官员来说，公众参与更是意味着一束阳光，会将他们在黑暗中秘密进行的不法勾当暴露殆尽。因此，如果相应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公众参与，他们会对公众提出的有关参与申请，以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为由百般推脱；即便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负有保障公众参与的义务，他们迫于法律的硬性约束，无奈之下在形式上允许相对人参与，但对相对人提出的意见、提交的证据或听证会中所形成的听证笔录却置之不理，仍然根据他们先前掌握的有关事实、证据以及价值观念的预设来作出行政决定，从而导致公众参与的虚置和形式化。如此一来，公众参与作为相对人极其重要的程序性权力，更像是一种“泡沫权利”，在参与行政活动之前及参与过程中极其美丽诱人，但一旦行政过程结束就会像泡沫破灭后飘散在空气中化为虚无，仅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与联想罢了。行政机关与公众二者间信息的不对称占有，作为影响公众参与有效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客观上呼唤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建构，以实现行政机关与公众间信息占有的平衡，保障公众参与实现其预期的价值与理念。
然而客观地说，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前，中国确实已经出现政务公开[6]的若干规定与实践：在立法机关方面，有1988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工作规则》以及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公开的规定；在行政机关方面，1999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92000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在全国税务系统进一步实行文明办税“八公开”的通知》，2000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深入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等；在检察机关方面，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同时，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专门发布了《关于在全国乡镇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的通知》，200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等有关政务公开的规定。[7]但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有所区别，全国亦缺少一部统一、完整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有关政务公开的规定多为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法律效力低且过于分散，公众参与仍然面临着缺少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所提供的政府信息服务与支持的制度性瓶颈。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统一规范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公开条例》作为一个对公众参与现实困境与迫切需要的回应于2007年正式颁布了。
三、互联网与政府信息公开—便捷与安全的逻辑考量
在现代网络社会中，同传统的信息传播途径相比，网络作为新兴的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途径，以其“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动态性和传递数据快、覆盖面广等特征”[8]逐渐成为一般民众与国家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武器。与此同时，政府也在顺应着社会网络化与信息化的潮流，逐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根据最新数据，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网站的拥有率已经高达86.2%，96％的国务院部门、97％的省级政府、96.7％的地市级政府、87％的县级政府拥有了自己的网站”，[9]在计算机网络的巨大推动与影响下，传统的商业交易活动与政府管理活动都有了新的面貌与气象，“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已在世界各地蔚然成风。
在过去，由于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着国家机关间的部门分割，束缚了机关间信息的共享，并容易造成信息资源设施的重复建设，于是在现实中，一些国家机关已经尝试着进行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交流，通过整合相关资源，提升对公众的信息服务水平，推进跨部门合作。尤其对与公众联系密切，其行政活动对公众的权利义务影响也更为直接的行政机关而言，行政机关及它们之间推进使用互联网，为公众参与行政过程提供更多的便捷，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也慢慢成为网络信息社会的政府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互联网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便捷、有效的技术式支撑：对属于《公开条例》第9、10、11和12条所规定的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在采用传统的政府公报、报刊、电视、广播等方式外，使用网络的方式公开该类政府信息也使得政府信息公开更加便捷、覆盖面广且持续时间久远（只要相关网站存在且未遭破坏，相关的政府信息就会存续持久。网络社会中政府公报、报刊的辐射力逐渐减弱，电视、广播更加注重政府信息公开的即时性报道，持续性影响力不足）；对属于《公开条例》第13条所规定的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除电话、信件等传统方式申请外，相对人使用电子邮件等网络方式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也更加经济与便捷，网络为相对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多元化及便捷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的公众参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难题是，许多民众不知晓获取相关政府部门政府信息的具体途径，如联系电话、通信地址、电子信箱等，网络也为这种难题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解决方式，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有问题百度一下”，“有问题google一下”，通过互联网中的百度或google等网络搜索网站即可方便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途径。
然而对虚拟计算机网络潜在风险的预估与判断也在时时提醒着敏感的人们：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特别是政府机关网络化计算机系统的大规模建立、部门信息基础设施之间及其与国家其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与交流、公众对网络信息化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以及民间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更高期待，政府计算机网络面临的各种风险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政府系统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于是，一个更为理性的做法似乎是：电子政务建设一方面要扩大网络化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力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另一方面又要时刻做好各种风险防范与预警工作，警惕并采取切实措施制止对各种政府计算机网络的非法入侵和恶意攻击。部分由于病毒、黑客等人为的有意识破坏，部分由于计算机操作者自身的疏忽过失以及计算机网络软件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使得病毒、黑客、国外情报系统等不法攻击有机可乘，政府计算机系统所面临的病毒、黑客等威胁将变得更加严峻和危害巨大。病毒、黑客等在破坏信息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将导致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灾难性连锁反应，极大地增加造成信息基础设施瘫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导致政府计算机所保存的重要的秘密政府信息和属于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永久丢失与毁损的危险。病毒、黑客或者会侵入政府计算机网络系统，修改政府信息，使公开的政府信息失真，从而可能会给依赖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作出相关决定或决策的相对人和其他国家机关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或者会侵入政府计算机网络系统，发布一些违法的不相关信息或广告，影响网络的正常运行；或者直接破坏整个政府计算机网络系统，使其彻底瘫痪，根本无法运作。于是，互联网在给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的隐患与威胁，如何既能利用互联网的便捷，又能保证政府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安全，依然是互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基础性课题。
四、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融合
无论是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2007年的厦门停建PX石化项目事件，还是新近发生的“躲猫猫”案等一些影响巨大且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事件，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样一个现象：事件发生后，网络与报纸等媒介第一时间进行了热烈讨论或者报道，将事件抛向社会与公众，形塑着事件的公众影响力与知名度，然后大学的专家学者及其他公共知识分子借助这些媒介或者通过其他场合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提供专业化的智识支持来进行配合式的呐喊，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便给官方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与舆论负担，迫使官方需要进一步审视并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行为，这样便有意无意地形成了社会自下而上影响并推动国家相关的决策或制度的变革与进步。“随着互联网逐步发展，信息交流的扩展，人民的参与意识，特别是对政府的监督和诉求会越来越多。”[10]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网络以其特有的虚拟性和广泛的普及性正在成为不可替代的制度进步的助推器，也给公民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与国家进行非面对面式的互动，网络已经成为新兴而且影响巨大的公众参与方式，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在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孕育。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交流沟通工具，给公众参与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方式选择，除了传统的面对面、书信式的交流外，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中介式互动”[11]方式也成了公众参与的新兴方式，而且相对于传统方式，网络的虚拟性以及参与主体的匿名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因某些原因在传统公众参与方式下不敢或不能表达的独立意见与言论，可借助虚拟网络平台反映至行政机关，给行政决策或行政决定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选择空间。当然网络的虚拟性以及参与主体匿名的优势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是它的劣势，正是由于虚拟，正是由于匿名，也极有可能导致行政机关对公众意见的不予理睬，导致相应意见的回应或反馈的缺乏，于是公众对行政参与的满心欢喜与极大热情极有可能被行政机关的冷漠与无情所亵读，网络化的公众参与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摆设而已。因此，建立某种形式的网络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以及相应的监督制度则应该是网络化公众参与的必要制度铺垫与逻辑前奏。不管怎样，在网络化、信息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时，加快电子政务（或称电子政府）建设也成了网络化时代背景下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公共职责。当今世界已经掀起电子政府立法的浪潮，美国、芬兰、澳大利亚、欧盟等都已经制定了统一的、专门的电子政府法，有些国家虽没有制定专门的电子政府法，但通过制定许多相关单行法律或者通过修改行政程序法，也为电子政务扫清法律障碍。[12]
然而，本文在探讨互联网与公众参与时，其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以及两者之间形式意义上的联系，还试图通过首先分析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借助政府信息公开这一沟通媒介或者桥梁来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与公众参与在更深层次意义上的微妙关系—网络提供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便捷，而政府信息公开又是保证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制度基石，于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媒介，新兴的网络也在另一个实 质意义的层面上促进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实现。
在中国公众参与图景的解读与分析中，已经看到了蓬勃发展的公众参与民主实践，也看到了公众参与的另一尴尬面—公众参与的虚置与形式化。作为对行政法传统模式的“传送带理论”[13]危机的一种回应以及对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的坚守，目前“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14]行政过程更多地被视为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对各个不同利益的平衡与调和，通过各个与行政活动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对行政过程的有效参与，来增加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与可接受性，寻求行政过程与结果的合法性支撑。如前所述，中国的多个法律文件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与行政决定过程作了明文规定的法律保障，遗憾的是“虽然在规则层面上存在多种民意表达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信息的不对称占有，利益组织化的不均衡，程序公正的缺位，回应和规则机制的虚无，都构成真实、有效民意表达的障碍。”[15]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尤其是和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相对人之间存在着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双方信息量不平等，何以能保证双方对最后行政决定的影响亦是平等的？特别是那些专业性、技术性强的行政活动，相应信息的缺少即意味着话语权的丧失。在有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管制团体和分散的未组织化的利益代表三者参与的行政过程中，信息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受管制的利益在行政决定的所有阶段都有优势，因为行政机关最终作出决定所必须依赖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管制团体”，[16]同时在行政机关对管制团体长期的行政管理中，它们易于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同盟，导致行政机关被管制团体所俘获，形成“管制俘获”，于是一般的、未经组织化的以及信息占有量少的公众在整个三者参与的行政过程中的“花瓶地位”不可避免。行政机关在履行公务职责过程中制作信息以及向其他个人和组织获取信息，它们是社会中最主要的信息拥有者，行政机关基于纳税人的钱所制作和获取的信息属于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除法律规定必须保密外，都应向全社会公开，否则不仅与政府信息的“公共性”相违背，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也难以保障。缺少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基础性支撑，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似乎是一个死胡同，始终无法绕出来。作为解决公众参与有效性现实困境的一个可行性出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建构似乎也在暗示着公众参与的春天的到来，尽管真正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与支持。
前已述及，互联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便捷，既有行政机关公布相应政府信息方面的便捷，亦有行政相对人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方面的便捷。尽管我们或许还未充分意识到网络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潜在革命性影响，但是在网络越来越普及的今天，电子化、网络化政府信息的及时便捷的获得，弥补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传统方式的不足，给公众配备了强有力的“信息武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至少在某个具体行政决定所涉及的相关信息方面尽可能的均衡，增强了公众在行政过程中与行政机关辩论、谈判与协商的筹码，给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在一定意义上，或许正是新兴的网络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价值更加现实与真实。在承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保障公众参与实质有效性的必要基础的前提下，网络亦使得这一制度基础更为稳固与扎实。
注释：
[1]有关具体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紧密关系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
[2]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陕西省就业促进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就业促进条例
（2009年11月26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2年7月12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三章 公平就业
第四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五章 创业扶持
第六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七章 就业援助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本省行政区域内就业促进及相关管理服务活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统筹城乡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困难群体就业，多渠道扩大就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就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地的促进就业工作，发展改革、财政、教育、农业、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税务、工商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失业人员统计等促进就业方面的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促进就业的相关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劳动者应当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念，加强职业技能学习，增强职业道德，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第七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承担促进就业的社会责任。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通过发展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国内外贸易和对外劳务合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促进城乡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应当将促进就业影响作为立项的评估内容，发挥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
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兴办产业，拓展经营范围，增加就业岗位。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加大资金投入，保证落实相应的配套资金。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补助和社会保险等项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扶持公共就业服务以及其他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的项目支出。
就业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挪用，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和提高支出标准。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扶持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就业，对下列企业、人员依法给予税收优惠：
（一）吸纳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失业人员达到规定要求的企业；
（二）失业人员创办的中小企业；
（三）安置残疾人员达到规定比例或者集中使用残疾人的企业；
（四）从事个体经营的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失业人员；
（五）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
（六）国务院规定给予税收优惠的其他企业、人员。
第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人员，以及退役军人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部门应当在经营场地安排等方面给予照顾，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三章 公平就业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禁止就业歧视。
用人单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公众媒体发布招聘信息或者广告，不得包含就业歧视的内容。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违法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残疾人就业，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件，保障残疾人的就业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残疾人。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但是，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第十九条 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地域、户籍等歧视性限制。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对录用的人员应当同工同酬，不得因性别、户籍等原因设置不同的薪酬标准。
第四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服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服务，强化基层就业指导服务，鼓励社会各方面依法开展就业服务活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场所，健全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和设备，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并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四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一）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二）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发布；
（三）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五）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事务；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服务项目。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组成部分，负责为残疾劳动者免费提供相关就业服务。
各级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公益性就业服务活动，本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支持。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等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就业形势和特点，组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学校定期举办面向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失业人员、进城或者返乡农村劳动者等的各类招聘活动，为劳动者提供免费集中就业指导服务。
第二十七条 设立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取得人力资源中介服务许可证，并办理工商、税务登记。
第二十八条 设立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相应的开办资金；
（三）有三名以上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九条 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应当诚信服务，守法经营，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放置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标明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公示从业人员姓名、照片等信息，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并建立服务台账，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
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审核认定，可以享受相关补贴。
第三十条 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
（二）伪造、涂改、转让、转借人力资源中介服务许可证；
（三）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中介服务；
（四）为无合法身份证明的劳动者提供人力资源中介服务；
（五）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六）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劳动者收取、变相收取押金；
（七）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活动；
（八）超出许可的业务范围经营；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及其统计工作。具体工作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承办，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配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做好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工作。
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的管理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制定应对规模失业的调控预案，及时采取专项政策措施，有效预防、调节和控制失业。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发挥失业保险基金保障生活、促进就业、调控失业的作用。
第五章 创业扶持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创业环境，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为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留学回国人员、被征地农民、返乡农民工等开展创业活动的，可以申领《个人自主创业优惠证》，享受有关优惠扶持政策。
《个人自主创业优惠证》的发放管理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第三十五条 创业人员享受以下优惠扶持政策：
（一）税费减免；
（二）小额担保贷款；
（三）创业培训补贴；
（四）场地安排；
（五）免费提供开业指导；
（六）为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七）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制定的其他扶持政策。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创业促就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制度，为创业人员贷款提供担保和贴息支持。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为创业人员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市场信息、技术指导、创业培训、融资等服务。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信用社区、指导服务平台等措施，完善创业服务体系。
第六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促进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制定并实施职业能力开发计划。职业能力开发计划包括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转业转岗培训、创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等内容。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整合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投入的职业培训财政资金，鼓励和支持有关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横向联合，开展职业培训。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鼓励和指导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应当保证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
行业协会应当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需要，组织和指导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第四十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在校生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工作。
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应当合理设置、调整培训方向和培训科目，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扩大就业实习基地的范围，完善就业实习制度，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应当组织在校学生，通过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为学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便利。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就业见习制度，帮助高等院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实现就业。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布局合理、面向社会提供技能训练和技能鉴定服务的公共实训基地。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组织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工作，为劳动者取得职业资格提供服务。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未就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初高中毕业未升学人员、失业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被征地农民参加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的，给予就业培训补贴，对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七章 就业援助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安置公益性岗位等办法和途径，对有就业愿望和劳动能力的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包括：
（一）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成员；
（二）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三）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登记失业人员；
（四）毕业后超过半年未实现首次就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五）失去土地的被征地农民；
（六）失业的残疾人；
（七）未就业的城镇退役军人和军烈属；
（八）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失业人员；
（九）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第四十九条 就业困难人员可以享受下列政府补贴：
（一）参加职业培训、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享受培训、鉴定补贴；
（二）安置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
（三）办理就业登记手续并参加社会保险灵活就业的，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建立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数据库，规范就业困难人员申报认定程序，建立台账，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服务，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政府出资、政策扶持或者社会筹资等多种形式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公益性岗位是指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为主要目的，由政府设置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位。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管理类岗位、城市社区公益性岗位、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保障和公共服务岗位以及其他岗位。
第五十二条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可以向住所地的街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援助。街道、社区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确认属实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为该家庭中至少一人提供适当的就业岗位。
第五十三条 资源开采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应当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产业，引导劳动者转移就业。
因资源枯竭或者经济结构调整等造成就业困难人员集中的地区，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扶持。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及控制失业率、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等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所属的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
第五十五条 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提高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审计机关应当对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举报投诉制度，及时受理和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五十七条 金融行政管理部门、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加强对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推进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落实促进就业政策、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援助工作的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截留、侵占、挪用或者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支出标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为无合法身份证明的劳动者提供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七）项规定，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活动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中介服务许可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劳动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