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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判监督程序改革

王海江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程序，其主体内容就是再审程序。从总体上说对于修正审判错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实现社会正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之规定存在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监督程序功能的完全展开，已不能适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改革审判监督制度已势在必行。因此，最高院副院长沈德咏及时指出：“审判监督改革是法院工作改革的重点，改革与完善审判监督机制，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
一、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以体现现代司法理念为价值取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①进行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中必须有先进的司法理念所指导，但司法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法律文化的蕴涵和积累，是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经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多年实践和经验积累，经过对中外法律思想的去粗取精，我国已经逐步形成成熟完善的现代司法理念系统，正如肖扬院长所讲，“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作为法院工作的灵魂与生命”。以公正与效率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有着深刻而博大的内涵，其内涵还包括司法中立性、司法独立性、司法权威性、司法公开性、司法程序性等基本内容，这些理念正逐步深入民心，展现其应有的价值功能。
而检讨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案件事实，纠正审判差错，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充分实现，但是“民事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真实，立法者追求个案实体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很难实现”。②这样“将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套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 ③是对司法规律的否定与不尊重，其结果只能是为了片面追求客观公正而牺牲诉讼的其他效益。由于没有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导致了片面追求有错必纠的局面，实质上就是未能正确认识公正与效率辨证关系，现代司法理念所包含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是统一于实现社会正义中的。迟到的公正意味着不公正；没有公正的效率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遵循着“零和政策”，在社会正义和社会法律意识允许的最低限度内，实现公正的最小大量和效率的最大小量，④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赢。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构建因为没能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加之立法技术上的粗糙与不足，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表现的十分明显：因此在改革中，要以现代司法理念为价值取向，改革中坚持司法公正，尤其是树立程序公正理念，程序优先，以程序的科学性、平等性、公开性促进实体的公正性；坚持司法效率。即强调程序的及时终结性，来节省诉讼资源，保障裁判既判力实现，恢复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提升司法权威，即对生效裁判不得轻易启动再审，以保障裁判的权威；保持司法中立，即法院、检察院原则上不主动提起再审程序，以保障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和司法机关的中立。
二、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已实施了13年，经过实践检验，尽管其积极意义明显，但暴露出的问题不容忽视，甚至其负面影响已经有吞噬其正面因素的趋势。
（一）阻却再审条件的虚置化和简单化
1、启动再审程序理由的宽泛和随意
对于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提起再审的限制就是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准确涵义是什么呢，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什么类型的错误、什么程度的错误呢，司法解释也没有做出限制性解释，显然自由裁量的范围过于宽泛随意。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对启动再审规定了五个条件，分别是有新的证据、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行为。 “判决被确定后，如仅仅是因为判断不当或者发现新的证据就承认当事人的不服声明，则诉讼是无止境的。” ⑥如对于“新的证据”一项，提供人在原审中没有发现并取得该证据有无过错，该证据与诉讼结果有无实质关系，法律与司法解释都没有限制；又如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由于对其具体内涵没有进行明确限制性解释。
对于检察院依法抗诉启动再审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得除了没有“新的证据”一项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条件相同，不言而喻，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2、启动再审程序次数及时间的放纵和无限
再审作为一种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纠错程序，这样有利于追求个案的公正，但却牺牲了整个法律制度的效率，而且不利于保护现存的已经法律确认的法律社会经济关系，并且使胜诉的当事人一次次地卷入再审程序中，对其也是极大的不公正。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却对再审的次数没有明确规定。虽然，该法的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两年的再审除斥期间，但两年内认为判决对己不利的当事人可以无数次的提出申请再审，以阻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从而使案件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实现。即便超出两年的申请再审期间，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影响使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或者检察院抗诉。因为我国法律对公权启动再审并没有时间限制，法院和检察院无论何时，只要当事人申诉了，发现有问题，都要启动再审程序，使已经生效的裁判随时有被更改之虞，这又何谈司法的权威性和效率性？我们注意到当前上访缠诉现象为什么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案件已经被多次驳回或者已再审多次，有的上访缠诉已经长达20年，其中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申诉及再审时间及次数的无限性，一些人就用这种方式迫使法院一次次启动再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很明显，这样的被动局面主要是法律自身的漏洞造成的。
3、启动再审程序范围的模糊和庞杂
究竟对哪些裁决可以提起再审，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指出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可以再审。在其解释中对特别程序案件、再审维持原判案件及婚姻案件中的婚姻关系部分予以再审排除。那么对审理中阶段性裁决如查封、财产保全裁定等能否再审没有明确，。另外，对哪些案件绝对不可提起再审没有进一步明确。
4、申请再审案件无须交纳诉讼费导致诉权的滥用与歧化
无论一审还是二审案件都要依法交纳诉讼费。但司法解释却排除了对再审案件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的义务。可法律一旦规定不必交纳诉讼费，当事人行使诉权便可以没有经济投入的顾虑，即便蝇头之误也会擅兴诉讼，更有甚者，恶意诉讼，故意规避需要交费的二审程序，而在再审中提出自己无理的请求。这样的后果可能就是与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南辕北辙。
（二）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失衡与碰撞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三类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主体。由于立法理念的准备不足，多元化的启动主体却是理应强化的不强，应该弱化的反倒强化了，而且各主体在行使权利时矛盾碰撞颇多。
法院超职权介入有违司法的被动性与中立性。首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违司法中立原则。审判权是被动性权利，应是个中立的仲裁者，“在处理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利（即民事裁判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问题时，国家权力应当受当事人处分权利的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项，法院就不应进行审判”⑦一旦法院启动再审，那么就必然主观上必然有所倾向；其次，主动启动再审是对私法意思自治的极大冲击，对当事人所享有的私权的处分权造成侵害。“法院如果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有损法院的中立形象。”⑧所以，从公正、中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审判权不应主动介入审判监督程序。
检察院全方位介入有违司法的平等性与公正性，提起抗诉启动再审，除了如法院一般是以公权侵害私权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造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诉讼权因公权的介入而使双方享有的诉讼资源的不平等，从而也影响到当事人双方实体和程序权利的不平等。
当事人申诉权和申请再审权没有程序性权利保障。再审程序中没有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方式、再审应准备的材料、法院对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处理方式，“使得当事人在再审时犹如进入了一个没有法定程序的雾区，完全感觉不到诉权的存在。”⑨另外，案外人是否能启动再审法律没有规定，而现实中有些案件的裁判结果确实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如不规定案外人的申请再审权是极不公正的。
（三）再审案件审理中的程序缺失与混乱
1、再审级别管辖的非理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根据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法院审级不同，分别适用一审、二审程序再审。显然这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进行审判监督的法院层级不定，适用程序不定。另外再审既可以是原审法院审，也可以是上级法院提审，这样再审案件的审理权有两种选择，具有不确定性，造成了当事人对诉讼预期的不确定性。第二，原审法院再审不符合回避、公正原则。这种审理方式难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首先，有违于回避原则；其次，即便再审组织主观上无所偏袒，由于审判组织本身水平和思维定势的影响仍不容易纠正错误。所以由低级别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很难树立司法权威公正的形象。
2、再审审理方式的混乱性。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分别适用一审、二审两种审理方式的情形，这导致再审案件既可能用一审程序对全案再审，还可能用二审程序对裁判不服之处进行部分审理。这样当事人的再审权因法律规定的内在逻辑混乱而可能受到不同审理程序及方式的救济，混乱复杂的审理程序对实现实体公正是非常有害的。
3、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的绝对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意味着只要进入再审程序，原判决的执行力就中止了，负有义务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较大矛盾。在理论上，决定再审只是仅进行了程序审查，并不是实体审查发现了错误，故再审的案件一律中止执行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每年经过再审的案件近10万件，而否定原审效力的裁判仅占五分之一左右，显然为了20%案件的公正而迟滞全部案件的执行力是因噎废食。
4、司法机关启动再审后特殊性问题规定的缺失性。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用一审、二审程序审理。但再审程序毕竟是有别于普通的审理程序，有其特殊的程序问题，如在一、二审程序中并不涉及到法院和检察院介入的问题。显然，对这部分再审程序如何处理就成了实践上的法律适用盲区。如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后，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但是如果原审原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按自动撤诉处理呢，如果这样办，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不是做无用功吗，而不这样办，也是缺席判决，那么原告对新裁判的权利不主张不还是与没有启动再审程序一样吗？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未能确立审判监督程序独立性价值所致，也是审判监督程序主体多元化弊端在具体程序中的体现 。
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改革内容
通过对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分析与论述，可以看出，从法治现代化角度它是有相当部分是需要大力改革的，所以，要以现代司法理念武装审判监督程序，内容上突出强调公正性、效率性、中立性、程序性、权威性。
（一）强化和具体再审阻却条件
1、细化当事人再审理由。再审事由的规定我们可以比较分析一下国外的规定。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法国和德国，以及在再审程序上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日本，关于再审事由都是具体明确的，而且在实践中运行效果较好。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对再审条件弊端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可以做如下规定：
⑴发现新的证据，且：
ａ、该证据系在生效裁判作出前由对方当事人故意扣留而不提供；
ｂ、该证据虽经举证人提供线索但未能在举证期间内收集到；
ｃ、该证据举证人未能在法庭允许的时限内举出，但举证人对没及时举出此证据没有重大过错。
⑵不合法的认定证据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包括：
ａ、作出裁判依据的证据是虚假的或是伪造变造的；
ｂ、作为裁判依据的法院或行政机关的法律文书被变更或撤消的；
ｃ、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证据。
⑶原裁判适用法律有重大错误并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⑷原裁判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出的。包括：
ａ、审判组织不合法；
ｂ、当事人未经合法代理诉讼；
ｃ、原诉讼未给予当事人行使重要诉讼权利。
⑸原审判组织成员因审理该案件而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2、明确再审案件范围。再审的对象只能是法院作出的终局性裁判。在明确再审范围时，还应明确排除以下三类案件不得再审：一是未经上诉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再审。但系因过上诉期后才发现再审事由的除外。这样可以有效防免那些故意规避上诉审风险的当事人挤进再审门槛，又可以使确实不属于当事人过错而未能上诉的案件得到救济。二是已经再审的案件不得再审。经过再审的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已经过法院审慎的审查，即便有错，决大部分的错误也是白璧微瑕，如果允许再审，即使质量有所提高，但相对于诉讼成本来说，代价过于昂贵，故应禁止对这类案件再次再审。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不得再审。最高院作为我国最高司法机构，它的裁决应是司法的典范；是人们的一种信仰，具有无可动摇的既判力。这样才有利于树立法制的威严与公正。
　　加强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是推进宗教事务法制化的关键环节，亟需认真研究和落实。由于宗教财产权的归属一直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实践中的宗教财产权属关系不明导致的社会乱象比比皆是，宗教团体及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宗教财产纠纷频频发生，商业化、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寺庙宫观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宗教活动秩序，损害了宗教界的权益与形象，也对目前实行的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的宗教财产保护体制提出挑战。

　　宗教财产简称“教产”，是一种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因宗教信徒捐助或国家扶持而积聚形成的特殊财产。其在物质形态上包括四种类型：

　　第一，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员占有或使用的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包括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中供奉神明的寺院、庙宇、宫观、教堂、清真寺，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住宿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其他房屋设施，寺院、庙宇内的佛像、神像等其他构筑物；

　　第二，宗教建筑及附属设施占用的土地，附属的山林、草原、田地等；、

　　第三，宗教经籍文献、法物以及宗教无形资产（例如属于宗教建筑或设施所特有的标志等，以及宗教作品、刊物包含的知识产权等）；

　　第四，其他宗教财产及获取的合法收益，如信徒捐赠财产、房租、宗教活动收入等。

　　我国《宗教事务条例》虽然没有对宗教财产的含义进行清晰界定，但《条例》第五章所用的标题是“宗教财产”，因此“宗教财产”一词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需要在学术研究和法律规定两个角度加以阐明。

　　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第一款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的缺陷是用“其他合法财产、收益”涵盖宗教无形资产、财产运营收益和捐助收益等，不够周延。目前，地方宗教立法中也有对“宗教财产”的代表性定义。《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第29条规定“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使用的土地，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以及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合法收益和其他合法财产。”《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财产的界定在目前情况下是比较适当的。

　　从逻辑上讲，宗教财产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不能简单地放置于我国现行民事物权体系的特定位置。其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财产权，可以被视为一组民事财产性权利的集合，具体包括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对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等的所有权、使用权，宗教活动收入、生产收入、相关商业收入的收益权，相关的知识产权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宗教财产保护的相关内容。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有关宗教财产归属的规定以政策性文件居多，法律规定甚少，各种规定呈现出分布零散、规定不一的特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宗教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被彻底否定，相关宗教政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宗教团体的宗教财产权益也从根本上丧失了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财产的政策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时期或者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恢复落实文革前党的宗教财产保护政策阶段；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新的宗教财产政策，逐步实现宗教财产保护的法制化。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第69条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从上述宗教财产政策和法律保护的变迁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国家宗教法制化的趋势愈益明显。最初的方针政策逐步细化为行政规章，进而整合形成专门的宗教事务条例与宗教财产财务管理规定，国家对宗教财产的管理也从原来以行政手段为主逐渐向行政和法律手段并用过渡。

　　当前我国宗教财产政策法律保护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调整方式以政策为主、法律为辅，欠缺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性；（二）宗教财产所有权缺乏民法上的明确规定；（三）宗教财产权归属主体不统一、不协调；（四）宗教房产登记较为混乱，给落实政策和理顺产权关系带来许多困难；（五）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借教敛财、以教牟利，致使寺庙宫观“被承包”、“被上市”；（六）宗教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宗教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关系到社会影响与社会和谐，是一个严峻且长远的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在经济、文化、宗教等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财产权法定化乃至于宗教法制的健全不容忽视，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结合实际，完善和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更是刻不容缓。

　　确定宗教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及其归属，必须符合宗教教义的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意愿、尊重标的物的历史传统，同时不能违反现行法律体系，应与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的宪政政策、立法体例相适应。据此，我国宗教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国家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私人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

　　（一）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

　　笔者建议，借鉴民法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

　　《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宗教财产”通篇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为主体，规定其拥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这表明我国最高行政机关认可的宗教组织形态，即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

　　首先，从法律规定和实际内涵角度看，宗教团体是指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的社团法人，俗谓爱国宗教团体（或称“大团体”），即一般所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协会，其在组织结构上又分中央和地方协会不同层次；宗教活动场所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设立，主要是指寺、庙、堂、观等具体的宗教活动场所（俗称“小团体”），有相应的人员和组织机构来具体管理、使用和经营宗教财产，同时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必须由宗教团体提出申请、进行筹建。其次，从民事法律主体的性质角度看，宗教团体是各种宗教协会、宗教组织等以人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属于社团法人性质；宗教活动场所是寺院、宫观、教堂等以财产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属于财团法人性质。

　　其次，从法律制定与实施的实际情况看，现行立法对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保护相对完备。目前各宗教协会即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主要表现为社团成员的捐助形成的活动经费，其财产的归属和利用主要依照其章程的规定来运作，法律对其调整也主要是依照社会团体法人的有关规定进行。需要明确的是，宗教社团法人（国家认可并依法登记的各宗教协会）仅限于对其工作场所的房产和维持其运转的其他财产享有所有权，范围十分狭窄。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省、市各级宗教团体自身并不进行宗教属灵活动，而是分区域统筹、协调该派宗教事务，为维护本宗教、派别的正当合法利益服务。所以，这种“大团体”所有的宗教财产主要包括办公用房、捐赠收入和自营收入等财产，而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侵占、剥夺寺观堂会的房产和其他财产（宗教主体财产）。

　　现行立法对宗教财团法人即寺庙堂观等宗教活动场所财产所有权的确认与保护相对不足。首先在于我国并未完全建立财团法人的概念，实践中经常混同于社团法人，而按照社团法人保护时又容易将“大团体”协会和“小团体”寺庙宫观混为一谈。其实，无论是从西方的教会法，中国古代的寺院经济还是从国外的宗教立法现状，亦或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教发展历史的角度，社会各界的捐赠都是宗教财产的主要来源，大量的宗教财产即是基于捐赠而积累起来，形成财产的集合体。因此，财团法人形式是宗教法人的重要形式。我国台湾地区的 《宗教团体法草案》将宗教团体分为了不同的三类，确立了台湾的宗教财团法人制度，寺庙宫观多以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方式设立，信徒捐款给基金会作为该宗教团体运作的基金。需要明确的是，寺庙堂观等宗教活动场所（即“小团体”）是宗教主体财产的拥有者，宗教财产的绝大部分都归其所有。寺庙堂观位处宗教活动的前沿，是与信众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的宗教团体，它所掌握的财产多寡直接影响着宗教活动的开展，这些宗教财产不仅有宗教不动产，如寺庙、宫观、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还包括许多宗教动产，如佛像、法器、经卷、牲畜、宗教自营收入、所受捐赠、知识产权等。在实践中，只有确定寺庙堂观拥有宗教主体财产，才能使寺庙堂观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和责任感，不再纠缠于与俗界、与“大团体”之间的财产纠纷，而集中精力于宗教属灵活动，保证宗教自身的纯洁性和自足性。实践中，像少林寺、白马寺、白云观等著名佛道场所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堂等均可以按照这种模式，获得财团法人所有权，独立核算、自主管理；而对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家庭教会”而言，其出路显然不在于同国家唯一认可的“三自”教会竞争，获得宗教社团法人资格或者相同的法律地位，而是像其他国家认可的宗教场所一样，取得宗教财团法人地位，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独立核算、自主管理。

　　（二）依法保护国家（或集体）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场所依附的土地虽然是宗教财产，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仅享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其所有权归国家。对此，学界并无争议，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宗教土地使用权问题应当按照如下方式处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除了已经彻底解决，颁发了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的之外，其他的情况不再纠结于历史，一律按照现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确权，以后的纠纷要按照现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除土地以外的其他不动产，已经确定退还的应该属于宗教不动产范围；没有退还而宗教团体主张权利的，区分情况予以解决：若是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合法所有，且符合宗教自养政策，则也要归其所有，宗教事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不予承认其正当权利；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就不属于其合法使用或所有的范围。除土地之外，被认定的历史文物和被国家征收的宗教财产也为国家所有。《物权法》第51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国境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石窟寺、寺庙、宫观等宗教不动产，以及各宗教使用的法物、器皿、经籍文献等宗教动产，只要被认定为历史文物或者被国家征集、购买、无偿征收的或者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收藏、保管的，原则上均属于国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