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2004年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
1992年7月26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和管理，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或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城市规划工作。市、县（含自治县，下同）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制定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全省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第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在编制总体规划前，大、中城市应当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小城市可根据需要，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大、中城市应当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
第七条 设市城市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规划纲要，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详细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需要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八条 需要编制城市规划的单位，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承担编制工作，并按国家规定的城市规划设计收费标准，向承担编制城市规划设计的单位拨付费用。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的资格审查，并对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第九条 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省辖市的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县级市的总体规划，由上一级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和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分区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详细规划，分别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第九条第七款所称重要的详细规划是指下列地区的详细规划：
（一）城市行政机关、商业服务、文化体育等公共建筑群及主要广场、街道；
（二）火车站、民用机场、客运港口、城市出入口；
（三）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各类开发区；
（四）工业区、仓储区、多功能综合区，以及用地面积五公顷以上的居住区；
（五）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地区。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的调整或变更，须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三章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十三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应当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在大城市的市区内，严格控制新建、扩建占地多、劳动密集等扩大城市规模的工业项目；同时积极发展卫星城镇。鼓励新建、扩建企业、事业等单位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选址定点。
第十四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具备水资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避开地下矿藏、地下文物古迹，并应当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
建设独立的工矿区、港口区、开发区等新区，应当对生活区及市政、公用等基础设施工程进行统筹安排。
第十五条 城市旧区改建应当遵循加强维护、合理利用、调整布局、逐步改善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城市旧区改建的重点是危房区、棚户区及基础设施或公共设施简陋、交通不便、污染严重的地区。近期建设规划确定改建的地区，不得批准与改建要求不符的建设项目。
第十六条 在城市居住区内，不准新建、扩建危害环境的单位和设施。对现有严重危害环境的单位和设施，应当根据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限期治理，消除危害。在限期内不能治理的，应当迁出。
第十七条 在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中，应当保护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对经过认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文化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具有城市特色风貌的街区，应当重点保护。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十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十九条 安排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大中型建设工程，其项目建议书阶段的选址工作，应当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其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选址工作，应当有同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参加；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请批准时，须附有同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选址意见书。
第二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履行下列手续：
（一）持按国家规定的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及有关图纸、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和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核定建设工程的用地位置、面积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符合前项规定的文件、图纸、资料以及符合规划设计条件的规划设计总图之日起十日内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审批权限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用地手续。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为六个月，逾期不办理用地手续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确需延长期限的，须经原发证部门批准。
需要改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定的用地位置、面积和界限的，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换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重新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占用城市规划已经确定的道路、广场、公共绿地、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体育场、学校等重要公共设施用地的；
（二）压占堤岸、堤岸保护地、河滩地、防洪沟渠、地下管线、地下文物古迹的；
（三）在高压供电走廊规定禁建范围或水源保护区域内的；
（四）危及相邻建筑物、地下工程安全或污染环境的；
（五）影响航空器飞机安全或收发电信通道的；
（六）损害重点文物建筑、具有城市特色风貌的街区及主要街道景观的；
（七）严重影响周围建筑物采光、消防通道的。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必须履行下列手续：
（一）持建设计划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设计要求，对报送的图纸、资料进行审查，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除特殊情况外，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接到符合规划设计要求的施工图之日起十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
（三）开工前应当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勘察测绘单位现场放线、验线后，方可施工。
（四）施工过程中，需要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的，须到原发证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为六个月，逾期不开工建设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确需延长期限的，须经原发证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手续的建设工程，设计部门不得对该项工程进行设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有关单位不得施工、拨款、供水、供电。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必须严格控制。确需进行临时建设和占用临时用地的，应当经过批准。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需要占用道路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征得城建、公安等部门的同意，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再到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占用道路或挖掘道路批准手续。
在城市规划区内，因临时建设或其他用途需要临时用地的，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到土地、城建、公安、市容管理等部门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进行临时建设：
（一）影响市容、交通、供电、通信、消防、教学、环境卫生或占用公共绿地的；
（二）压占地下管线和设施，影响其使用、养护、维修的；
（三）占用城市河堤护岸、排水沟渠、影响防洪排水的。
第二十七条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确需延长使用期限的，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临时建设工程使用期满后，必须无条件自行拆除。因建设需要在使用期限内拆除临时建设的，拆除单位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挖取砂石、土方等改变地形、地貌 的活动，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得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九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重点工程竣工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规划验收。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馆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对认真执行《城市规划法》和本办法，在城市规划编制、实施、科学研究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人民政府或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含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按《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按《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给予处罚。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下发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除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决定，逾期仍不拆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并处罚款的，罚款额按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违法部分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计算。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罚款全额上交同级财政部门。
第三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无故拖延审批时限等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阻碍城市规划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清末法律改革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刘红军
安徽大学法学院，合肥 (412008)
【摘 要】：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以儒家宗法伦理价值为内在精神，以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体系为其外部形式，这种传统法律曾经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20世纪初叶晚清政府从增强国力、延续其统治的愿望出发，开始法律变革，中国传统封建法律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传统西方列强与日本都成为清廷羡慕与效仿的对象，而诸国之中，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日本能对清末法律改革影响如此之大，本文将对此作出分析。
【关键词】:清末修律 取法日本 原因
一、清末推行法律改革的历史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从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中国国门洞开，更加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实施清末修律的最直接动因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赔款削弱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割地求和损害了清政府的领土主权，而众多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出让使得清政府偏安一隅的统治极为不安。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一项司法特权。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驻外领事等机构，对在半殖民地国家领土内的本国侨民，根据本国的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侨民，在成为民事、刑事诉讼中的被告时，只能由该国在中国的领事按其本国的法律裁判，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日本等20余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通过条约或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相继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为了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了由其驻华领事充任审判官的领事法庭，审理轻微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对于比较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则由各国设在邻近中国的附属国法院或其本国法院审理。领事裁判权对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侵犯，使中国的政治和法律遭到巨大损害。当中国公民成为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被害人或者原告人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却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列强在华犯罪侨民或者民事侵权人往往受到庇护。其直接后果是，外国在华的不法侨民愈来愈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的反抗愈演愈烈。
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延续其统治，清政府绞尽脑汁，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以实业救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成为了泡影，清政府不得不寻求制度救国的途径。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聚集了社会中大量要求学习烈强、改变法制的能量。清朝末年颇有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积极呼吁变法。面对着各方面的压力，1902年5月13日，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发布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变法已成定局，清政府不得不派人出国，寻求良策。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以求找到维系清政府集权统治的良方。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在1905年4月24日《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指出：“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绎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 [1]由此可见，清政府选择了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突破口的变法自强。
二、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钵、尚其亨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一路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一路赴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1907年，再次派考察政治大臣达寿、于式枚，分别考察日本、德国宪政。但是以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目的的清末法律改革为什么没有直接效法英美而是钟情于日本呢?
（一）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
从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后的结论即刻明白，五大臣评价和取法西方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择各国政治之中与中国政体相宜者”，即以当时中国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政体作为评价西法的标准和决定采取何种态度的依据。戴鸿慈、端方考察美国后认为“美国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2]348载泽对英国考察后认为英国国王权力很小，行政权也归内阁所有，“英皇无形之影力”，且“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严密”，故结论为“自非中国政体所宜”。[2]349（载泽、戴鸿慈考察日本后认为，“政柄操于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2]347（大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这与清政府不谋而合。戴鸿慈考察德国后认为德国皇帝拥有广泛的权力，与中国最相似。在五大臣考察列强后，清政府出于保留封建君权的目的，做出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决定。清政府希望用皇权的意志和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革和重组，运用列强先进的法制武器来巩固统治。
(二)日本胜利的巨大诱惑
除了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外，日本在短短10年间取得了两次战争的巨大胜利也大大地刺激了国人。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一个弱国，与西方列强交战还是战败国。但是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迅速崛起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晚清政府和国内的知识界，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自然成了同样急于摆脱尴尬地位的中国人效仿的对象。“甲午一战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其原因一是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为中国的藩属国，近代以来也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经过明治维新后其国力大增，不得不让清廷刮目相看……于是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青年急欲至日本探究日本速强的原因，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员也欲借鉴日本的经验，使中国的变法取得速效”。[3]“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4]袁世凯等都认为取法日本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经济成本的原因
清末的财政状况非常吃紧，而战败赔款更是雪上加霜，贫穷的财政使得花在变法上的钱也是少之又少。由于地域较近，效法方便，晚清直隶籍重臣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里讲的十分明白：路近省费，易考察；文字、风俗相近，易懂和易仿行。在经济成本的影响下，张之洞，沈家本，袁世凯等朝廷大员都大力推动赴日留学，赴日留学与日剧增。中国官民对日本的游历和考察形成了留学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游学以考察与听课相结合的相对固定模式。据统计，晚清数年间直隶地区赴日游学和游历两项人数总和累计达数千人之多，[5]由此可见留日之甚。
日本教习的较低薪水也是原因之一。除了派员赴日研习之外，清政府还直接从日本聘请教习赴华任教。同英美等国家的教习相比，除少数名教习以外，日本教习的薪水较低，这使得清政府更愿意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根据日本外务省在明治四十二年所编的《清国佣聘本邦人名表》，月薪高于300元的日本教习仅占总人数的17％左右，而欧美教习的月薪普遍在300元以上。[6]
(四)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
清末刑律改革过程中，外国刑法书籍翻译工作一直是修订法律馆的重要内容，但精通外文人才紧缺。如同梁启超所言：“日文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7]沈家本也说“各国法学各自为书，浩如烟海，译才难得，吾国中不多见”，“日本则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国，译和文非若西文之难也”。[8]从开馆译书到改革停止，据粗略统计，大约共翻译了103种法律书籍，其中日本占38种。大量日本刑法书籍的传人和发行，不仅清朝立法者懂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刑法，而且社会各界也了解了中西刑法，有利于缓解刑律改革的社会阻力，扩大了社会影响，对修订刑律是一种大促进。正如沈家本所说：“夫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1]2153这样，由于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日本就成为了中国学习西法的最主要的国家。
(五)日本政府的推动
由于日本与我国同种，与我国民交往时排斥较小，也无宗教信仰的冲突，加之日本与我国国情相近，民俗相仿，日文也与中文相通较多，比西文易学，故甲午战争后我国人民在渴望变法救国的大环境下都愿意向日本学习。
日本政府出于削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9]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就这样，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效法日本的浪潮。据学者统计清末民初留日的法政学生总数大致在4000人左右，可见当时取法日本之盛。
三、结语
清末救亡图存的法律变革中，传统的法律体系被船坚炮利迅速撕毁，清政府在惊慌失措中作了大量的尝试。在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失败后，面对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接受了变法的道路。在面对众多的岔路口时，被迫变法的清政府做出了取法日本的选择。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传统列强和法制先进的欧美诸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不愿意变法的情况下，在没作好变法的精神准备下，在没对变法的困难作出充分的估计和应对下，在财力匮乏和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清政府被急于变法的社会推进了变法的时代洪流中，不得已选择了一条成本最低的道路。
这场变法以巩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为目的、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动因，清政府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成本最低的变法道路，而这一切又对变法的目的和效果埋下了隐患。清政府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巩固它的千秋大业，但却开启了中国法律向近现代转型的大门。清末法律改革最终体现为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的全方位的法律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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