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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事实推定 运用 贪污贿赂犯罪 规则
【内容摘要】事实推定是司法机关在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时所采用的一种证明方法，也称暂时性推定，法律并不要求审判者必须做出这种推定，而只是提醒他们可以做出这种推定，事实的推定往往被用来证明被告的心里状态，并且被认为是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唯一手段。

一、 何为事实推定及其适用条件
事实推定在刑事法中的独特作用，正在于推定的精确性有
别于证明。事实推定解决的问题，正是证明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事实推定毕竟只是证明的一种补充，属于一种间接的认证方式。证明胜于推定。我们认为，事实推定的运用应遵循以下条件：
第一，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第二，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和事实推定事实之间必须有必然的、常态的联系，没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第三，不得进行二次事实推定。第一次事实推定已有或然的成分，在或然的基础上再进行事实推定，或然性会大大增加。第四，事实推定可以反驳，或者说事实推定以提不出反驳为其成立要件。第五，事实推定就低不就高。因为推定是或然性的，而或然的程度无法量化，因此，事实推定的准确性有一定的幅度，应采取最保守的态度，在最低的水平上运用推定。第六，对事实推定适当限制规则。
二、 贪污贿赂罪中运用事实推定的实证分析
事实推定规则在贪污贿赂罪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推定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被告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以各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行为时的主观罪过，从而更增加了对主观罪过认定的难度。按照刑法学界的通说，贪污罪必须是以非法占有本单位财产为目的。1非法目的的证明离不开主观判断作用，但与故意的证明不同的是，因故意在构成要件体系中有相应的客观行为事实表现，这就决定了司法证明必须完全以客观行为事实作为根据，在证明方法上法官还可以进行一般的逻辑推理。而非法占有目的是超客观的主观要素，2客观构成中没有相对应的行为事实表现，要使这一法定命题得以证实，法官显然不能仅限于一般的逻辑推理，只有采用事实推定的途径，即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其主观罪过。几乎所有的涉及事实推定的论述都提到，事实推定比较多的运用于对主观心态的把握，这里所谓对主观心态的事实推定，在普通法里体现为推定意图、推定知道，在大陆法中则表述为对故意的推定、对过失的推定、对目的的推定以及对明知的推定。3意图、明知、目的等都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比较难以把握，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精神现象的认定实质上都是推定。1我们认为，这样说自有其道理，在人们努力掩饰其思想的刑事诉讼的场合，对精神世界的判定，运用事实推定是比较准确的。
在贪污罪中，运用事实推定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要体现在挪用公款是否可转为贪污和贪污罪中赃款的去向证明上。一直以来刑法学界的通说是：“挪用公款是以非法使用公款为目的，即一般为了获取某种利益或满足特定需要而暂时地占有公款，准备将来归还；贪污罪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为了将公款永久归为己有而占有公款，不准备归还。这是区分二罪地关键。”2我们知道，挪用公款行为一般表现为对公款地控制——使用——归还地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可能出现种种变化，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运用事实推定规则，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贪污罪论处。（1）行为人挪用公款后，因思想变化，不想归还，携款潜逃的；（2）行为人有能力归还公款，却故意隐匿、转移财产，拒不归还的。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就运用了上述推定规则。3
对于贪污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证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4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贪污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和用途不是犯罪构成要素，不影响犯罪的成立。由于行为人先前的不法行为，以及在赃款赃物去向证明上的复杂性，公诉机关一旦举证证明了行为人对公款或公物进行了占有，便完成了对基础事实的举证，可以推定行为人对赃款赃物进行了个人使用，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要推翻这种推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赃款去向是用于合法开支，如“业务应酬”、“为职工福利”、“公关行贿”，则可以反驳事实推定。如果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有效履行这一证明责任，应当推定其非法占为己有。
（二）受贿罪中共同受贿故意的事实推定
这里所有的共同受贿故意，主要是指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
的，即财产共有关系人（通常为夫妻）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或者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二者之间有预谋。这类案件由于双方行为人的特殊关系，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从而使法庭认定这类共同受贿困难重重。我们认为，明知的认定必须通过客观行为予以事实推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明知的含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程度的限制。而明知的可能性就是对明知进行事实推定的最低限度标准。因为行为人是共同生活的特殊关系，国家工作人员对共同生活人收受贿赂存在很大的知道可能性。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推定规则推定二者具有共同的主观故意是适当的。
（三）事后受贿的事实推定
关于“事后受贿”的事实推定，以一个具体案例——陈晓
受贿案为例进行剖析。2陈晓担任中国电子物资公司安徽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1992年和1993年初为其下属单位实业公司承包人李剑峰谋取高达180多万元的超额利润，于1993年和1994年春节前后三次收受李所送的33万元人民币和15万元港币。法院审理认为，陈系“事后受财”，无法证明双方事先有约定，因而陈的受贿故意无法证明，不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发回重审。2001年1悦原审法院重审判决陈晓受贿罪成立，处10年有期徒刑。此案在受贿故意的认定上就是应用了事实推定的规则。受贿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而受贿故意的内容则表现为对权与钱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在通过“约定”方式受贿的犯罪中，受贿故意通常是“即时”的，比较容易直接证明。但是“事后受财”也可以形成权与钱的联系，行为人事后接受对方钱财时，其内心必定与先前的职权行为产生联想，这种内心联系就是受贿故意。本案的解决，又一此体现了事实推定规则在贪污贿赂中正确运用的重要性。

感悟诉讼时效制度：效率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博弈

刘建民

民商事法律以谋求公平正义为目的，促进民众诚信，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的流转，财产权利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使交易安全的保障、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以及交易秩序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以体现效率价值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应允而生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对权利人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达到实现社会经济稳健和均衡发展的目标。这种以牺牲部分正义价值为前提进而维护效率价值的制度，体现了民商事法律中效率与正义的对立统一，效率促进正义，正义要求效率，符合法的精神和立法的目的。
应该说，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正义价值的反叛，维护的是法的效率价值；而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则是该制度的例外，是正义价值的回归。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均为民商事法律的追求目标，难分孰轻孰重，且以不同的制度类型体现在整部法律中，昭示于公众。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在所难免，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司法理念问题。
如果说在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对正义价值的维护应当是首位的，也就是说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作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那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还有何必要？上述观点当然不应作为司法的理念。在我国，法官不是立法者，司法不同于立法。司法解决的只是个案，真正司法的理念应该是以证据为基础和根本，依据证据规则对证据证明的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法官应对证据负责，对证据证明的事实负责，对适用该事实的法律负责，不应对法律及其制度进行评判，更不能厚此薄彼。在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上，应将效率价值放在首位，全面审查权利人对权利的认知和意愿以及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程度。侧重点应放在对权利人的审查，而不是对义务人的审查。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例外，应仅限于法定的情形和立法的特别规定。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化肥厂与某开发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期限为1995年10月20日至2005年10月20日；1999年12月9日开发银行将该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7月10日该化肥厂改制为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到期后的2001年9月6日，资产管理公司催收并接收了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章的回执；2002年9月29日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以存续方式分立成立了某化工公司；2003年1月13日，2005年1月12日资产管理公司采取公告方式向化肥厂主张权利；2005年6月资产管理公司起诉化肥厂有限公司和化工公司，两被告及时提出时效抗辩，认为原告明知化肥厂已整体改制为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且被注销的事实，却通过公告方式向已被注销的企业主张权利，其效力不应及于化肥厂有限公司和化工公司。本案中双方对借款无异议，诉讼时效问题成为本案的焦点。在本案的证据采信和法律理解适用方面，表现出了对效率价值和正义价值博弈的评判。
第一，本案中资产管理公司2001年9月6日的催收并接收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章回执的行为，表明即使改制之时没有书面证明通知了债权人，此时也应视为通知到了债权人。同时也表明原告已明知化肥厂整体改制为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
第二，原告在明知化肥厂已被注销，且已明知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情况下采取公告方式向化肥厂主张权利，其效力问题的认定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十二条”和贯彻“十二条”的函）的有效性应基于三个内容且须同时具备。一是主体特定性，即只有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方可为之。二是内容特定性，即有催收不良贷款内容。三是对象特定性，即有明确的债务人。本案中化肥厂已被注销，丧失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对其主张权利当然是无效和没有意义的，其效力显然不应及于具有法人地位的其他公司。
如果以正义价值的维护而作扩大解释，甚至在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再搞推定，那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将失去意义，效率价值的立法追求将无从实现。
概言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是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以其原则、规则和制度来体现，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款和章节。价值考量和均衡的主体是立法者，而非司法者。司法的目的是适用法律，载体是证据，自由裁量应立足于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对证据进行分析和判断。
立法对权利人和金融资产以特别规定的形式予以保护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国家的意志。而司法只能以立法为基础，准确贯彻执行，仅此而已。存在的并非合法的，司法应成为纠偏改错的先行者，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规范化、法治化指明方向，不应纵容这种现实存在的非法性，而应通过对个案的审判，纠偏改错，以推动立法，健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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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建民，法学硕士，现为政府法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