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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案件赃物核价问题研究

　赃物核价证明是法定估价机构接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委托，对委托机关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中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进行估价后出具的书面估价结论。赃物核价证明作为一种鉴定结论，是盗窃、抢夺、抢劫等侵犯财产型刑事案件中主要的证据之一，它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与无罪、重罪与轻罪乃至是否判处死刑的重大问题，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然而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发现刑事案件的赃物核价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为了规范办案，确保司法公正，笔者就赃物核价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作一些粗浅的分析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机构不健全。赃物核价工作具有涉及面广和专业性、技术性、科学性、时限性强等特点。因此，赃物估价权必须授予专门的机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部门是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的主管部门，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是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指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机构，其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对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一般委托县以上价格事务所（物价部门）进行核价，但价格事务所并不是“万能”部门，对一些特殊的、价格难以确定的物品，不一定能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鉴定。例如：汽车经过改装后，其性能指标发生了变化，如果仍参照市场同类型号的汽车进行评估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就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对该汽车进行全面的评估，使被评估的物品的价值更接近其真实价值。另外，受委托的鉴定部门无论什么物品均指定特定的人鉴定，这样由于鉴定人对所鉴定物品很难做到样样精通，只能凭物品的外表、照片和主观想象进行评估，因而出具的核价证明伸缩性很大。
　　（二）核价证明的内容不规范。众所周知，证据应当具备客观性、真实性、严密性，作为鉴定结论的核价证明，其内容也应严谨而无懈可击。但在目前一些侵犯财产型刑事案件中，核价证明的内容却过于简单，有的没有购买时间、购买地点、受侵害时的折旧率以及该涉案物品的型号、当前市场价格等必需的内容；有的只加盖核价单位的公章，鉴定人员既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显然，内容不完整、鉴定人不签字的核价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不具备法律效力。
　　（三）部分核价证明不真实。作为一种证据，核价证明应该真实可靠，但我们在审查盗窃、抢夺、抢劫等刑事案件时，发现有的核价证明不真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鉴定人员不验看涉案物品实物而出具核价证明；二是涉案物品已被销赃、丢弃，根本无法追回，而仍然由价格事务所出具核价证明。像这种核价证明只能徒有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四）提供鉴定的赃物不客观。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案件侦破后所追回的赃物已不是受侵害当时的物品，受害、追缴之间相距的时间较长，有的相距一两年，在这期间受害物品被犯罪分子不加爱护地磨损、破坏，有的物品追回后只是一堆废品，而鉴定人员所鉴定的物品，是追缴后的物品，因而所作的核价证明很不客观，这就给我们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带来困难。有的案件只能以破案后核定的价值认定，这在无形中放纵了犯罪分子。
　　（五）告知制度未得到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但在实际办案中，侦查机关将赃物移交价格事务所鉴定后，多数情况下并未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或出具相关的文书将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直至在开庭审判公诉机关宣读价格鉴定结论时引起控辩双方争论不休，甚至导致延期审理重新作出鉴定结论。如果侦查机关不按照法律规定真正地履行告知的义务，那么价格鉴定难避“暗箱操作”之嫌。
　　二、形成的原因
　　（一）责任心不强。主要表现在：1、有的办案人员就案办案，只管案件的侦破而不考虑对案件的进一步处理，认为案件既然已侦破，赃物已追回，涉案物品的价值让价格事务所出个鉴定材料就可以了，至于如何鉴定，最终核价多少是价格事务所的事情。2、有的办案单位为了追求重特大案件的数量，在犯罪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时，有意让价格事务所出具不切实际的核价证明。3、个别办案人员图省事，该指定和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不指定或聘请，加上办案期限的制约和警力有限等因素，为尽快结案，只好找价格事务所出具核价证明。4、价格事务所个别鉴定人员由于工作责任心不强，认为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仅凭被害人报案的价格或根据报案人员的介绍、证人的证言便草率地作出核价证明，而不对涉案物品进行实地勘验，致使大部分核价证明的收缩性较大。
　　（二）业务素质低。对刑事案件的赃物核价，不存在绝对准确，但也绝不能存在估价的随意性。由于有的核价人员对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理解掌握不够，在赃物核价中使用的鉴定方法有偏差，造成了核价证明的不真实。另外，有的侵财型刑事案件涉案物品已被销赃、丢弃而无法追缴，根本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鉴定，但办案人员仍让物价部门出具核价证明，鉴定人员出于情面仍出具核价证明。
　　（三）为循私情压低价格。有的案件侦破之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四处活动，当打听到涉案物品的价值关系到定罪量刑时，便找物价部门的鉴定人员或办案人员，尽量降低涉案物品的价值，以达到从轻或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目的。个别办案人员和核价人员为照顾人情关系，有意将价值较高的涉案物品的价格压低。
　　（四）法律规定不健全，责任制度不完善。这也是造成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核价部门以及司法机关之间对“两高”解释的理解不统一，因而出现了乱作估价的现象。另外，有的法律规定不具体，对什么物品应由哪个机关鉴定的规定不具体，因而也造成涉案物品估价一个地方一个做法的局面。
　　三、应当采取的对策
　　（一）增强核价证明内容的规范性。核价证明作为一种证据，在内容上必须十分严密，应将涉案物品的型号、购买时间、购买地点、购进价格、使用情况、使用年限、现行市场价格、现有的新旧程度在核价证明中表现出来。另外，鉴定时的情况也应形成书面材料附在鉴定结论之后作为参考，使出具的核价证明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二）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在“两高”解释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建议把涉案物品的估价列入司法鉴定的范围，由公、检、法等部门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人员组成涉案物品鉴定领导小组，并指定或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确保对涉案物品核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三）详细划分评估不同种类涉案物品的主管部门。各主管部门应统一认识，由法律规定估价部门、估价人员的权利义务，增强估价人员的责任心，提高估价人员的业务素质，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规定，对故意出具虚假证明的人员应追究法律责任。
　　（四）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实行听取制度，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对赃物价格鉴定结论的意见，综合判断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如有矛盾应及时复查，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结。从中发现有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循私枉法作虚假鉴定结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健全价格鉴定告知制度。由公安机关制作固定格式的价格鉴定结论告知书，及时将鉴定结果告知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而且，公安机关在履行告知义务时，不能简单地告知鉴定的结果，还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有书面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法定权利，以便能及时地对错误的或有漏洞的鉴定结论进行重新的或补充的鉴定，从而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对案件认定的准确性，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缪汉祥　　　

乡镇检察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以五华县检察院的三个检察室为视角
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蔡仕强
【内容摘要】如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作用，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探讨检察机关设立乡镇检察室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检察室运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检察室从合理设置、正确履职、严格管理、不断创新四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从而认为检察室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关键词】检察室 社会管理创新 探索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特殊作用、担负重要使命。当前，各地检察机关为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积极试点设立基层检察室。设立基层检察室拓展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域，检察室立足本职，面对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大局，对于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起到了很好效果。但是，一些地方的检察室存在设置华而不实、工作流于形式、人员严重紧缺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试以五华县检察院设立的三个检察室为视角，就如何加强检察室建设、更好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设立检察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是健全司法体系、强化法律监督的需要。一方面设立检察室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组织机构形式由法律规定。根据人民检察组织法第2条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条文中“根据工作需要”“等”等字眼，对检察机关派出机构作出了不完全列举的规定，为设立乡镇检察室预留了法律空间，因而设立乡镇检察室符合立法精神，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设立检察室完善了法律监督体系。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乡镇分别设有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有自己的基层“阵地”，而检察机关没有乡镇一级的检察机构，在基层信息不通、耳目不聪，无疑使检察机关对基层的法律监督工作效果大打折扣。这种现状，使得我国宪法构筑的行政权、审判权、监督权三权架构出现漏洞，与宪法立法初衷不符，更难以适应我国现有的国情。因此，积极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在重点乡镇、街道设立派出检察室，将法律监督关口前移、工作重心下移，使原来的“两所一庭”体制变成了“两所一庭一室”，从机制上完善了乡镇一级的司法体系。
（二）是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发展大局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乡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主要特征是广大农民再也不依附依赖于土地，广大农村已在向城镇化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形成。但是，在这历史性大变革中，也暴露了出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目前，农村尚存在相当数量的严重暴力、黑恶势力、破坏农业生产和侵犯农民生命财产犯罪，出现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腐化、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土地政策调整、征占农村土地等引发了一些显性的和潜在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农村纠纷不断增多。而乡镇检察室正是密切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重心下移，检力下沉，把法律监督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的最有效载体。以五华县为例，该县面积达3226.06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1.47%。总人口105万，其中农业人口89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4.76%，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地广人多，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利益纷争错综复杂，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检察机关创新服务民生新平台助推社会矛盾化解，势在必行。因此，设立乡镇检察室，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立足检察本职，维护社会稳定、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是检察机关服务绿色的经济崛起发展大局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三）是加强基层建设、推进检察改革的需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检察机关的执法主体80%在基层，检察事业的基础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发展希望也在基层，基层检察院建设在检察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基层检察院经历了30 余年的发展，但是基层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能力、队伍建设水平还不高，特别是由于检察工作的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基层检察院真正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谋划工作，把群众关注点作为检察工作着力点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尚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需求。适时发展乡镇检察室，通过与基层群众“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发挥检察室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作用，既有利于基层检察机关畅通监督渠道，创新工作机制，提高检察机关的基层知名度和认可度，走检察专业化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又可以让检察人员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接受他们的评议和监督，提高检察队伍的群众工作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基层检察院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和检察机关形象。
二、乡镇检察室设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设置模式不统一。有些地方在乡镇检察机构的设置在决策前缺乏必要的调查论证，急功近利，盲目跟风，存在一哄而上，搞一刀切的情况。表现为：检察室名称不一，五花八门。如派出检察室、检察站、乡镇巡回检察室、检察联络室、检察工作联系点、检察法律服务室；报批程序不一，形式各异。有的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有的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有的报当地党委批准，有的多头报批；机构编制不一，地位尴尬。大部分乡镇检察室或类似机构没有行政级别和固定编制，也有个别如珠海市的横琴检察室有行政级别和固定编制，还有个别如陆丰市甲子镇检察室有编制，但只保留了机构设置，无实际人员，也没有开展工作；人员配备不一，随意性大。有的安排干警“客串”，定期办公。有的安排干警驻点蹲守，长期办公。有的甚至聘请外单位人员担任检察工作联络员，协助工作。例如五华县院，现有在职人员77人（其中院领导9人），内设17个科室，有些科室甚至只有一个人，平时工作任务重，案多人少，没有多余的人员补充到派驻检察室，只能采取部分干警“兼职”检察室，定期驻室办公的办法。
（二）职能定位不突出。高检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规定了派驻检察室的职能，但仍不够全面具体，不能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人民检察院职责。由于没有法定职责和明确的职能定位，各地检察室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五花八门，有的片面强调侦查办案，有的则强调为检察院其他部门提供案源，有的重点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受理信访举报工作等等，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法律监督中的作用。甚至产生三种不良倾向：一是职责泛化，认为检察室包打天下，大包大揽，“份内”的事干，“份外”的事也干，什么都做，最终什么都做不好；二是职责虚化，工作只停留在协调和服务上，不敢大胆履行监督职责，监督不到位；三是职责异化，主次不分，脱离法律监督职能开展工作，把主要精力用在协助政府处理拆迁、土地征用纠纷等检察职能之外的工作上，充当了当地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三）内部管理不规范。目前，各基层检察院对乡镇检察室的管理尚处于松散无章的状态，有的由具体业务部门协调管理，如反贪局、控申部门等，有的由政工部门或办公室等综合部门统一协调管理，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部门。其次，乡镇检察室与检察院各科室之间的工作对接尚未形成制度化，工作关系没有理顺，仅靠乡镇检察室“单打独斗”，难以将一些重要矛盾及时化解，工作不能形成合力。另外，由于上级院未将乡镇检察室工作列入考核的范围，各基层院在设置乡镇检察室后，将更多的精力集中本院各条线有考核指标的工作上，而对乡镇检察室如何实行绩效考核管理，如何实行规范管理却较少涉及，结果是想管就管、不想管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未列入上级考核范围，不会对全院总体工作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管理上的不到位，使乡镇检察室不能走上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严重制约了其健康有序开展。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据了解，大部分地区的乡镇检察室的经费由派出检察院自行解决，少部分地区的乡镇检察室的经费由派出检察院和所在乡镇共同解决，也有个别乡镇检察室的经费由财政统一支出。由于经费的保障没有合法、稳定的来源，检察室在装备上受到了限制，有的借用乡镇政府的办公用房，与综治办或信访办等部门一起合署办公；有的租用当地的房屋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有的因技术装备落后而制约了一些工作正常开展等等，这些实际困难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整体执法效能和执法形象。同时，由于大多数乡镇检察室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基层检察院在设立乡镇检察室时，增加的人员、办公经费的开支还要从现有经费中挤占，靠自筹经费加以解决，特别在经费保障不充裕的欠发达地区就显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只好在规划设置上则能省则省、能减则减，物质装备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导致乡镇检察室工作的发展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检察室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一）要认真谋划，科学设置。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高检院应该通过司法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个修改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明确在乡镇设立检察室的规定。高检院要进一步对派驻检察室建设的选址、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公设施、经费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基层检察院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拟设立乡镇检察室的布局、数量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向当地编委申请增加机构编制，机构规格与基层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相同，原则上可与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对应设置。其名称可统一为“xx人民检察院派驻xx(驻在地名称)检察室”。检察室的设立、更名和撤销，应报上级检察院和当地党委备案。检察室应有专门的办公楼，统一规范，融入检察机关独有的检察元素外观标识，并配齐人员，配备车辆、电脑、打印机、照相机等办公设施，常年办公。检察室的设立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据乡镇人口数量、地理环境、交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实行重点区域先行，稳步推进，做到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巩固一个。如五华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东西相距71.59公里，南北长为87.99公里，有16个乡镇，五华县院根据各乡镇的地域、人口、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实际情况，在其中经济和交通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辐射面较广的安流、华城两个乡镇和工业园区设立了检察室，选址合理，运作规范、效果明显。
（二）要突出特色，明确职责。高检院《意见》规定了检室室的工作职责。笔者认为，检室室要突出检察特色，明确监督职责，努力把检察室建设成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线平台，打造检察工作的新亮点。一是服务基层群众，减轻群众诉累。协助乡镇党委建立由乡镇党政统一领导，“两所一庭一室”分工牵头，各基层单位各司其职，群众广泛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维护和谐稳定，减少社会对立，将社会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二是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反腐倡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发现、收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全面掌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根源，提出解决对策建议，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笔者认为，检察室可以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但不能承担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立案等工作，检察室应更多的配合内设业务部门办理案件。三是突出法律监督，拓宽工作领域。将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立案、侦查、审判和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检察室的监督视野，收集、发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及诉讼中的违法问题，使检察监督更直接、更快捷、更方便、更有效。四是参与平安建设，提升执法形象。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违法犯罪青少年等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和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以及运用检察手段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
（三）要加强管理，规范运作。一是加强内部管理，资源配置到位。检察室所需的人财物不能依赖于当地乡镇镇委、镇政府，建议由县级以上财政拨出专款，由基层检察院统一管理，办案办公经费统一拨付，办公用品装备统一购置。同时，须加大对检察室的经费投入，尤其是网络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流转畅通。二是合理配备人员，选好人用好人。每个乡镇检察室要配备3到5名检察干警，将综合能力强的检察官派驻检察室任职或者将年轻干警充实到检察室，加以重点培养和锻炼。笔者认为，绝对不能从社会上聘请人员行使检察权。由于人员紧缺，一些检察室采取返聘部分离退休干警的做法，这一做法可以借鉴。如五华县院3个检察室均是返聘刚退休不久的3位院领导担任主任。去年7月，华城镇两个村发生冲突，集体械斗一触即发，华城检察室主任获悉后，利用其经验丰富、协调沟通能力强、具备做好群众工作的优势，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很快平息了事件。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制度管理。包括建立轮流派驻机制，由于检察室工作条件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所以驻室干警要实行轮岗换岗，以3至5年为宜。要建立激励制度，对工作出色的干警优先提拔使用或向相关组织部门推荐提拔使用。要制定《岗位责任制度》、《文明接待规范》等规章制度，确保检察室工作规范有序。要对乡镇检察室的工作实行目标管理，明确任务、分解责任，建议由省院制定标准，将乡镇检察室工作列入考核的范围，纳入省院统一考核。
(四)要力求创新，不断完善。首先，着眼自身，不断完善实践中总结出的有利于提高检察室工作效率、提升服务大局和执法为民的能力、促进执法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好做法。如完善文明接访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健全与当地司法、公安、法庭、信访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等。要优化检察权配置，推进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笔者认为，检察室可定位为基层检察院的一个独立部门，作为一个内设机构，属院党组直接管辖，基层院办公室为检察院其他内设机构与各检察室之间的联络部门。其次，着眼社会，致力解决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重点问题，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在检察环节更加科学、规范、有效。如建立服务当地党委中心工作协调保障机制，积极发挥近距离接触基层、获取各方面信息比较迅速的优势，立足检察职能，主动协调本院其他职能部门为乡镇、园区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再次，立足服务，推进服务措施的创新。如设立“农村干部警示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普法教育基地”，通过开设“检察官讲堂”及举办“检察开放日”等活动,运用近期查办的典型案例,对农村基层干部及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使检察宣传工作深入田间地头,送进农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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