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均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但是著作人身权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的具体缺陷，主要有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对著作人身权的种类设计不合理，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对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应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包括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不设置独立的“发表权”，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一、著作人身权制度的沿革和现状
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法令》，从主要保护印刷出版者的权利转为主要保护作者的权利。这可以说是著作权发展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该法在序言中明确指出，颁布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刷者不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印刷、翻印或者出版作者的作品，以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编辑或者写作有益的作品。正是站在保护作者权利的角度上（注：欧洲第一个要求享有“作者权”，亦即对印刷商无偿地占有作者的精神创作成果提出抗议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他在1525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印刷商的警告》的小册子，揭露了某些印刷商盗用他人的手稿的事实，之后人们着重于研究和保护“作者权”），我们看到了《安娜法令》的重要历史地位，由此使作者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在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的著作权制度。）但是，该法令的立足点是放在维护作者及其他权利人的经济权利方面的，并没有强调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1]。所谓作者的精神权利即指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也即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实际上，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最初立法中是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的[2]。而且，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也没有规定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国家才开始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著作人身权制度[3]。但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尽管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但这并未影响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著作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著作人身权在立法中的地位不断巩固，以致著作人身权不仅已经成为一些主要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而且还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保护。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已成为多数国家著作权制度发展中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4]。
从历史的沉淀看，许多国家早期的著作权立法中，是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的，但从现实的立法上分析，许多国家对著作人身权制度又有着不同的规定，具体来讲著作人身权制度在立法上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其中，英美模式认为著作权主要还是一种“财产权”，犹如动产所有权一样，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可像动产一样通过转让、遗嘱处分或以执行法律的方式移转”（注：英国《1956年版权法》第35条第1款与《1988年版权法》第90条第1款），只是极为有限地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著作人身权（精神权利），并且著作人身权是可以转让、遗嘱处分或是放弃的；与英美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德国模式，德国模式在立法上非常重视著作人身权，认为著作使用权受制于著作人身权；法国模式，采用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并存并重，但又相互分离的二元模式，著作人身权一般不能转让、不能放弃，但著作财产权不再受制于著作人身权，是可以单独转让、继承的，中国、日本等国以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立法模式即采用该模式。不管哪种模式，其共同点就是对著作人身权制度在立法上是明确认可的。但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其和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著作人身权是否可以转让、继承、放弃，是否存在期限性，法人能否具有著作人身权，等等[5]。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格权理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就使得许多国家在著作人身权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在理论界也是观点众多。就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来讲，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四项权利在立法上为著作权制度之必需，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似乎也具有合理性，但严格来讲这些权利本身是不属于人身权范畴的，与民法上的人身权之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就产生一个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从诞生之日就伴随的一个痛：名不正言不顺。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些权利既为著作权制度之必需，但其又不属于人身权的范畴，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且这些缺陷使得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规制上或与国际公约不一致或与外国的一些著作人身权制度相悖，使我国的著作人身权制度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二、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的矛盾
我国著作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四项权利，但这并非是民法人身权明确规定的权利。在民法理论中，人身权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人身权是自然人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合称[6]。人身权是一个总的称谓，它有许多具体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人身权处在不同的分支和位阶上，形成一个逻辑体系。首先，人身权依其客体究竟是人格抑或身份，而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其次，在人格权这一分支上，而再支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再次，物质性人格权细分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劳动能力权；精神性人格权分为标表型精神人格权、自由型精神人格权和尊严型精神人格权[7]。因此，在民法理论中，并不包含著作人身权的四项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发表权实为隐私权的延伸，署名权为姓名权的延伸，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则是名誉权的延伸[8]，认为“著作人身权的确立，赋予了作者保护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武器”[9]，学者的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认为著作人身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人身权。但实际上，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的设置是存在着缺陷的。
著作人身权制度的特殊性与民法人身权理论是根本无法统一的。在绝大部分国家的民事立法中，对于人身权的主体资格上，法人是否享有人身权许多国家民事立法有着不同规定。法人一般不能享有人身权，据徐国栋教授考察，只有我国《民法通则》、1978年《匈牙利民法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巴西民法典》承认法人的人身权，其他均不承认[10]，人身权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对于法人是否具有人身权，我国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王利明、杨立新、薛军等学者持肯定说，认为法人应当享有人身权；尹田等学者持否定说，认为法人不享有人身权。持否定说的认为人身权是为保护自然人这样的伦理实体创立的，法人不是伦理实体，而是人格化的资本（注：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2页；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薛军：《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郑永宽：《人格权的价值与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在著作权立法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立法中均承认法人是能够成为著作权的原始主体的，因此法人就应当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所谓的著作人身权，这样的话，著作人身权的权利主体不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而民法理论认为人身权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应是自然人；同时，人身权是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素，因而不可放弃或授权他人行使[11]，但著作人身权则可以放弃或授权他人行使，例如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来讲，作者可以委托授权编辑予以修改，也可以通过协议方式承诺放弃对作品的修改，这与民法人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也是不一致的。此外，民法人身权具有期限性，依赖于自然人主体，如果主体不存在，人身权自然就不存在，但是著作权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没有期限性。因此，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设置本身是存在着缺陷的，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法人身权理论的逻辑性和人身权制度的统一性。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的具体缺陷
我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颁布，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著作权法的修改顺应了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对著作权法提出的新的要求，同时也缓解了国内广大著作权人强烈呼吁修改著作权法不合理规定的压力，从而使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走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2]。但是由于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存在的设置缺陷，使得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人身权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不足，使得我国《著作权法》在今后的修正时应充分予以考虑。
（一）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
民法理论认为“人身权的作用，在于对本身人格和身份的支配，因而属于支配权。同时，也属于绝对权。人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无从出让，从而又是专属权”[7]，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著作权所包含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第（一）至（四）项为著作人身权，第（五）至（十七）项为著作财产权。该条第二、第三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第三款），根据此规定，第（五）至（十七）项的著作财产权“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也“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并可“获得报酬”；而第（一）至（四）项的著作人身权是不属于“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也不属于“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范围的，即人身权不享有“许可使用权”、“依法转让权”的，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是不可分离的，这与民法的理念并不冲突；但实际上我国《著作权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并不是如此，在某些条款中出现了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的情况，从而使条文之间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根据此规定，对于特定情形下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则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这样规定，就使得著作人身权中的所谓发表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就与著作权的主体—作者分离了，从而归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了。相同的情况还有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根据此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这样规定，使得影视作品的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同样与作者分离了，从而归属于“制片者”享有。这些条款的规定使原本应当属于作者的人身权，立法者通过立法的规制将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相分离，由他人来享有了。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制方面存在着理念上和技术设计上的矛盾。从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尽管“各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原则上都否定了其可转让性，但在立法文件或司法实践中又都不同程度地允许作者将部分权能许可他人行使或允许作者放弃部分著作人身权”[13]。不仅我国《著作权法》条款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形，而且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同样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根据这一规定，著作权的其他三项人身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可以由作者以外的人享有此项权利的，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主体身份就分离了，而且著作人身权还可以由“其继承人行使”，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与主体相分离情况的矛盾性规定是现实存在的，作为立法者，在再次修正《著作权法》时应采取高超的立法技巧，避免法条彼此之间的自相矛盾。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作为作者身份权的署名权，是由作者享有的，是否意味着“署名权”也可以与作者这一主体相分离？对这一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是不明确的，技术上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一方面依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著作财产权“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但是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人身权是不能“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另一方面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该条中的“著作权”的范围应当是既包括人身权又包括财产权的，因此，本条款中的“著作权”当然包括“署名权”，依此规定，署名权是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著作权的归属确定主体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又是自相矛盾的。立法上多次出现这样相互对立矛盾的规定。正因为立法上的这些不严谨，甚至于矛盾的规定致使我国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署名权可以通过约定的方法进行移转[14]；另一种观点认为“署名权只能归属于作者，不能由委托合同确定”[15]，由此看来，法界理论认识的不一致与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种类设计不合理
1．著作人身权将“发表权”设计为内容之一这与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的规定不一样，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身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同时，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作品”，这里如何来理解“公之于众”？发表就是将作品“公之于众”，是著作权人的一种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作品利用方式，同发行、复制、改编等行为应当是同样的，同发行、复制、改编等权能一样，发表权也是一种著作使用权能。但我国《著作权法》却将发表列为人身权范畴，而将发行、复制、改编等列为财产权范畴，显然不合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至今未将“发表权”列人保护的条款。发表权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承认并予以保护的一种著作人身权，在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很多是不承认“发表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表行为常常跟复制、发行、表演、改编等行为融合在一起，故而不需要设置独立的发表权，发表与上述行为一样是一种著作使用权能。作为一种著作使用权，发表权不仅可以行使一次，而且也可以反复行使，比如对自己的作品再版；不仅可以自己行使，而且还可以授权他人行使，不仅可以转让而且还可以继承。在作者死后，其未公开作品的发表由继承人或者作品手稿的持有人决定，《意大利著作权法》第24条就规定：“遗作的发表权属于作者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但作者生前明确禁止发表或委托他人发表的除外”，《法国著作权法》则将此权利先授予作者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行使，如无遗嘱执行人，则由其继承人或遗赠人行使。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7条也明确规定：“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因此，不论是国际公约根本不提及“发表权”，还是各国关于发表权的相关规定，都不难发现，发表权实际上体现的是其著作使用权的特征，而不是人身权的特征。此外，《法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作者人身权终身享有，不可转让和剥夺”，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但是发表权如果是人身权的话，它的保护期应当也不受时间限制，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发表权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是有时间限制的，例如公民作品的发表权就有时间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因此，发表权严格意义上不属于人身权的范畴。所以，在今后修正我国《著作权法》时要么和国际公约保持一致不提及，要么不列入人身权范畴。
2．我国《著作权法》立法中对“署名权”的解释表述不确切。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根据此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16]，或者认为署名权就是作者身份权[17]，署名权与确认作者身份权“二者讲的是同一意思”[18]。笔者认为，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依其内容，应属于人格权，而不及身份权（注：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此处之身份，并无相应的民法上的身份权之内容，本义应为“资格”），此处所讲的作者身份权应当是指“作者基于其创作行为而产生的要求他人承认其对作品的创作资格的一种权利”[19]，或者是指作者“享有的主张或者否定其为某作品之作者的权利”[20]。因此，此处的“署名权并不是民法理论的身份权之内容，作者在其作品上的署名（真名、假名、匿名或者伪装名）及于一切复制本，它们均须保有此种署名状态[21]，也就是说作者有权在作品上以真实姓名署名，也可以在作品上以笔名、化名、代号或者以其他形式署名，也可以在作品上以匿名方式署名；而且还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改变其署名方式，禁止非作者擅自在其作品上以作者身份署名，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民法上的身份权，由于“从身份到契约”的变迁，身份权主要包括：亲属权、亲权和配偶权，因此，将“署名权”的解释用“表明作者身份”来表述是与民法理论不一致的，在修正《著作权法》时应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
3．我国《著作权法》将“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列为两项独立的权利属于重复分类。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在“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制度设计上，是将其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利种类而单列开来的。有学者已经认为“作品完整权同修改权有密切联系”[22]。笔者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依照我国《著作权法》之规定，修改权原则上应由作者本人行使，但也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进行修改，委托人一般是作者所信赖的人；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指作者“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从实际生活来看，如果他人歪曲、篡改作者的作品，势必会对作品进行修改，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修改从而达到歪曲、篡改作者作品之目的，没有修改，就不会存在歪曲、篡改的问题；同时，如果他人未经作者许可而对作者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本身就是对作品完整性的破坏，有损作品的完整性。有学者指出：“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实际上是一项权利的两个方面，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从反面讲，作者有权禁止他人修改、增删或歪曲自己的作品。”[23]实际上这两项权利原本就属于同一项权利，立法者人为地将其分割成两项权利，不仅破坏了法律的完整性，而且也使得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因此，在今后再次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此两项权利合并为一项“保护作品完整权”。
（三）我国《著作权法》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
我国《著作权法》以定义的方式解释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它的任务“是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具有的特殊属性，从而明确概念的内涵”[24]，定义规则要求定义时应尽可能地抽象概括，但这种抽象概括的定义方式，就不可避免地无法准确地将著作人身权的各项权能内容完整而清晰地表达出来，就会出现权能内容表述不准确等缺陷。比如，我国《著作权法》关于署名权的表述方面就不准确。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依此规定“在作品上署名”是不应当包括作者“不在作品上面署名”的。但立法者的本意应当是“作者有权决定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名，也有权决定署真名、假名、笔名或艺名”[25]，是否署名是作者的一种意志，因此，在今后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署名权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著作人身权属于“私权”范畴，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对私权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的确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是不到位的。例如，对署名权的限制，如果作者署名可能会损害作品合法使用人的利益，而且从利益均衡原则出发立法者倾斜于合法使用人利益时，对作者的署名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就很有必要；在保护作品完整权方面，如果作品的合法使用人基于更合适的理由需要对作品进行改动以维护自身利益时，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也应受到限制。对于这些应当限制的权能内容，现行立法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人身权利是终身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日本《著作权法》也规定：“著作人人格权，属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作出类似规定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俄罗斯等[26]，可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都明确规定了著作人身权是不得转让的内容，也就是著作人身权的主体是专属的，是不能随随便便转让给他人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和现实生活中，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的情况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这种存在是得到立法者的认可的。在前面笔者的论述中已提到的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的影视作品和职务作品中已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了，与作者主体分离转让给他人的情况，也就是说立法者对著作人身权转让的事实，是予以承认的。
问题的关键是，既然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转让是认同的，怎样从立法上规制使得法条之间不自相矛盾，通过立法使著作人身权制度更加完善。笔者认为对于“署名权”是表明作者的资格的，因而立法上应当禁止其转让；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立法上可根据具体权能内容分别允许或禁止其转让。在立法技巧上，可以采用“但书”模式，在规定著作人身权原则上不得转让的前提下，通过“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立法模式，解决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转让的情况，从而解决立法中出现的各条文之间自相矛盾的规定。
（二）规范著作人身权的种类，使其顺应国际公约和国际趋势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的种类划分体例结构上是存在缺陷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制：
1．不设置独立的“发表权”，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持一致。在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很多是不承认“发表权”的，而且《伯尔尼公约》至今未将“发表权”列人保护的条款。
2．保留署名权，将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修正为：“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
3．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因为国际公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立法例。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著作权立法中，都没有将“修改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能加以规定，而是将修改权的内容规定在“保护作品完整权”之中。修改权是我国《著作权法》特别设立的一种著作人身权，笔者认为其实质还是一种“保护作品完整权”，因为对于作者而言，是否修改，怎样修改，是否授权他人修改，完全属于其私力支配的范围，根本就不需要设立独立的修改权，修改权也不存在为他人所侵害的情形。如果他人擅自行使其“修改权”，则涉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障问题[27]。
（三）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定义的方式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因此一定要准确，同时对该限制的内容应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在今后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署名权定义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准确表述作者署名权的权能：第一，作者有权在其所创作品上署名；包括署真名、假名、匿名或者伪装名（注：伪装名系指署上有关自然人姓名，而不署作者的名字。也即以他人名义署名）。第二，作者有权不在其所创作品上署名。第三，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第四，作者有权否定他人为其所创作品的作者。此外，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还应准确表述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能：第一，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对其所创作品进行歪曲、篡改或贬损。第二，作者有权或者授权他人对其所创作品进行修改。第三，作者对他人未经其授权而为的修改行为有追认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上在准确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时，还应当就有关著作人身权权能内容的限制进行必要的规制。
综上所述，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制度错误联姻的产物，它们本不是人身权，却被称之为人身权之名；它们本是有时而尽，却被认为是永世长存。不管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理论如何冲突和自相矛盾，著作人身权制度毕竟通过对署名权、保持作品完整权的特殊保护，具有维护文化发展利益的实际功能，这也许就是著作人身权制度尽管本身存在着缺陷但依然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目前还没有设置接触权、收回权等私益性辅助权，这些权利不仅范围较窄，而且行使起来困难也很多，基本没有实践意义。
注释:
[1]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
[2]吴汉东，等．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51,272,324.
[3]汤宗舜．著作权法原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59.
[4] [9]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4社]，2009.243,245.
[5]郑成思．有关作者精神权利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法学，1990,（3）.
[6][7][8] [2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30,131,497,482.
[10] [11]徐国栋．民法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43,298.
[12][16] [2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43,63, 65.
[13]胡开忠．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8.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中国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的通知
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中国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的通知
行业各直属单位，国家局、总公司机关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中国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
附 件：
《中国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
中国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10）
烟叶是烟草行业发展的基础，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事关行业发展全局。为实现中式卷烟原料的有效供给，保证大企业、大品牌战略稳步实施，促进烟草行业的平稳发展，提升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特制定本纲要。
一、烟叶生产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一）烟叶生产现状
我国烟叶产区分布广泛，生态环境多样，自然条件总体适宜，主产烟区集中在农村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和地区。1998年以来，按照“市场引导、计划种植、主攻质量、调整布局”的烟叶生产指导方针，以及“控制总量、提高质量、优化布局、优化结构”的烟叶工作重点，烟叶生产走上了规模稳定、质量提高、效益改善、秩序好转、管理加强的良性发展轨道，保持了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
烟叶规模稳定，产销协调夯实了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基础。近年来，烟叶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左右，烟农360万户左右，生产烟叶3600万担左右，收购加工能力基本配套，烟叶供求关系总体平衡。产区逐步向适宜区转移，生产集中度逐渐提高，30万担以上重点地市级公司烟叶收购量占全国的80%左右。形成了以烤烟种植为主，白肋烟、香料烟、地方名优晾晒烟种植为辅，植烟面积南方烟区约占80%、黄淮烟区约占14%、北方烟区约占6%的种植格局。
烟叶质量的不断提高为中式卷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依靠科技进步，紧紧围绕烟叶质量这一核心，大力倡导自我创新及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四项技术”的成功研发和推广，形成了适宜我国生态条件的烟叶生产技术框架和技术标准，科学规划建设了一批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和标准化生产示范区,部分地区烟叶质量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烟叶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为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适宜条件。实施总量控制，保持规模稳定，实现供求平衡，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成本费用控制，烟叶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烟叶流通秩序的好转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提供了可靠保障。通过强化内部监管，全面推行并规范合同制，整顿流通秩序，统一有序、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初步形成，烟叶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
（二）面临的形势
随着农业大环境的变化和烟草行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影响烟叶生产平稳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基础工作薄弱，烟田水利设施、调制设施、基层站点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二是部分烟区生态环境、土壤质量退化，建立基本烟田保护制度、改善烟田质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渐凸现；三是烟叶品质与卷烟工业企业的需求存在差距，烟叶供求区域性、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四是烟农种烟积极性亟需稳定，服务烟农水平有待提高。
二、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三）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烟叶发展全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科学发展道路，努力保持烟叶生产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引导、计划种植、主攻质量、调整布局”的指导方针，始终把稳定规模和提高质量作为烟叶工作的主要任务；坚持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认真解决好烟叶基础队伍和烟农队伍建设问题，完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认真解决好“三农”问题，不断增强烟区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烟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服务中式卷烟战略的发展方向，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为突破口，不断提高中国烟叶的整体生产水平和有效供给水平，为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和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原则：
必须保持平稳发展。稳定规模是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收购，坚持总量控制，全面推行合同制，实现种植规模的基本稳定。要综合考虑我国卷烟工业的原料供应和出口需求，确保供需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避免“大起大落”，实现平稳发展。
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形成更具活力的体制环境是实现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在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下不断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完善烟叶生产组织管理体系，理顺各环节利益分配关系，构建更加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烟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强宏观调控和企业内部监管，努力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环境。
必须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实现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要紧紧依靠科技与管理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技术与管理进步，切实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努力提高烟农队伍、烟叶生产技术辅导队伍和经营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着力加强烟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科技对烟叶生产的贡献率；探索推广“良好烟叶生产操作规范”，改进烟叶生产组织管理方式，提高烟叶工作整体水平。
必须加强统筹协调。烟叶生产要放在整个大农业和整个烟草产业体系中来统筹规划，努力做到自然、经济、生态以及烟草农工商协调发展。要有效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对自然、经济、管理、技术等各方面条件较好，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企业进行重点扶持。要高度重视烟草“三农”问题，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力度，改善烟区环境和生产条件，提高烟叶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维护烟农利益，推进和谐烟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总体目标
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加大主产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持续改进烟叶质量，提高烟叶可用性，确保烟叶种植规模、烟叶数量相对稳定，保持烟叶资源长期稳定供应，有效支撑和实现中式卷烟原料的有效供给。根据我国卷烟4000万箱的生产规模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到“十一五”末，全国年种植烟叶面积保持在1500万亩左右，烤烟平均亩产达到130公斤以上，计划总收购量达到4000万担左右，年出口量300万担上下，工商库存维持在6000万担片烟左右，烟叶品质和加工质量总体上满足卷烟工业企业和出口的要求；白肋烟、香料烟等其他类型的烟叶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保持烟叶总量供需平衡，努力实现烟叶生产的“稳定、优质、生态、安全”。
三、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五）稳定种植规模，建立基本烟田保护制度
稳定种植规模，实现供需平衡是烟叶生产的首要任务。要从我国卷烟市场总量扩张余地较为有限的客观实际出发，合理确定我国烟叶的种植规模和收购数量，切实加强总量控制，努力实现平稳发展。
稳定种植规模，首先要确保种植区域的相对稳定。要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烟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适度发展南方烟区，稳定巩固黄淮烟区和北方烟区”的总体指导方针，南方烟区遵循“区内调整布局，择优规划新区，适度扩大规模”原则，烟叶数量宜掌握在全国总量的80%～84%；黄淮烟区遵循“择优布局，重点扶持，稳定总量，平稳发展”原则，烟叶数量宜掌握在全国总量的10%～14%；北方烟区以生产优质填充型烟叶为主，适时调控种植规模，烟叶数量宜保持在全国总量的6%左右。加强和改善计划管理，不断优化烟叶生产力布局，将烟叶种植向自然生态条件适宜、能够轮作、技术基础较好、种烟效益较高和具有一定规模且有稳定市场前景的地区转移，最大程度地提高烟叶生产的集中度。至“十一五”末期，使全国30万担以上的地市级公司收购量比重达到90%左右，数量40个左右，其中100万担以上地市级公司稳定在10个以上；5万担以上种烟县达到400个左右，逐步减少5万担以下的种烟县。
稳定种植规模，必须保持烟农队伍的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全面推行合同制，把合同制作为落实种植计划的关键措施，充分发挥合同落实国家计划、指导烟农生产的积极作用，切实维护合同的严肃性，维护烟叶生产和流通秩序的稳定；通过签订种植收购合同，严格履行合同条款，为烟农提供优质服务，维护烟农正当利益，稳定烟农队伍，保持烟叶总量稳定。至“十一五”末期，全国种植收购合同数量稳定在350万份上下。
稳定种植规模，必须保持种烟田块的相对稳定，建立基本烟田保护制度。我国常年种植烟叶1500万亩左右，考虑轮作要求，遵循生态优先、相对集中的原则，在生态环境优越、水土资源丰富、社会经济适宜的烟区，选择土壤营养协调的宜烟田块，依照法定程序、行政程序、契约合同或村民自治等形式，确定基本烟田保护区，遵循全面规划、合理利用、用养结合、严格保护的方针，建立基本烟田保护制度。利用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现代化手段，规范基本烟田管理，建立基本烟田数据档案。至“十一五”末期，全国规划保护基本烟田3000万亩左右，其中南方和黄淮烟区占94%左右，北方烟区占6%左右。
（六）改善环境条件，加强烟叶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烟田保护区要建立以烟为主的耕作制度，突出烟草在整个轮作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根据当地光、热、水资源、作物的生育期、轮作制度中养分的平衡协调供应等因素，科学安排茬口、轮作作物和耕种方式，到“十一五”末轮作烟田面积要达到种烟总面积的50%以上，初步解决轮作问题。
加大基本烟田土壤改良力度，重点解决部分烟田结构不良、酸碱不当、营养失调、病原量多等问题；通过合理轮作、秸秆还田、绿肥掩青、等高种植、规范农用化学品使用等措施，保护和培肥地力，提高烟田综合生产能力。建立科学的基本烟田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的监测管理机制，通过对烟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化趋势进行连续监控，构建各具特色、持续平衡的烟叶生产生态体系、基本烟田质量管理和监测信息系统及预警体系。
要按照“充分论证、科学规划、编制预算、筹集资金、搞好试点、分期实施、规范运作、加强监管、确保效益”的指导思想，以及“加强规划、明确重点，抓好试点、稳步推进、明确责任、落实到户、加强检查、搞好监管”的建设原则，紧紧围绕基本烟田，科学确定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区域水资源状况、烟草需水规律以及相关技术标准，以建设小水窖、小水池、小水坝、机（水）井以及配套沟渠、管网为重点，加快基本烟田水利设施建设，全面实现水利设施配套；以构建全国集约化烘烤体系为重点，逐步实现烟叶集约化烘烤设施配套；优化烟叶基层站、复烤企业布局，加强标准化烟叶基层站建设，完善烟叶收购、仓储、加工设施，逐步形成完整的烟叶物流系统；以减轻烟农劳动强度为重点，因地制宜地推行烟用小型农机具，逐步实现烟叶生产半机械化、机械化作业；以方便烟农机耕作业为重点，逐步完善烟田路网建设。
至“十一五”末，新建、完善一批集蓄、灌排水设施，保证3000万亩基本烟田灌排需要；新建、改建一批集约化烘烤设施，保证50%以上的烟叶实现集约化烘烤；优化烟叶基层站资源配置，完善2500个左右标准化基层站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组织烟叶生产、收购的需求；优化烟叶加工资源配置，形成合理的打叶复烤企业布局，满足4000万担烟叶加工要求；基本实现烟区路网配套；普及推广烟用小型农机具。
（七）提高质量水平，加快技术创新推广步伐
持续提高烟叶质量水平是烟叶生产的重要目标之一。要围绕提高烟叶品质这个中心，切实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建设。逐步完善以研究院所、行业试验站、技术中心以及基层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社会智力资源广泛参与的烟叶技术创新推广体系；构建烟草种质资源信息平台、烟叶质量评价及有效使用信息平台、烟区生态环境及烟叶生产基础设施信息平台，烟区综合减灾减害技术四大信息平台；重点解决对烟叶生产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技术问题，努力培育烟叶生产核心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
加强育种工程研究，育引结合，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着力培植区域特征明显，适应知名品牌、名优品牌配方需求的优良品种，加强配套生产技术研究，最大程度地挖掘品种的质量潜力；深化研究以烟为主的耕作栽培技术，建立基本烟田评价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水分及养分全周期综合管理研究，为优质烟叶生产提供良好可靠的自然条件；建立健全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实施有害生物区域统防统治工程，控制病虫草害，保障优质烟叶生产；建立灾害天气等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加强预警技术研究和能力建设；研发智能化密集式烘烤设备、设施和科学烘烤工艺，不断提高烤后烟叶质量；探索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烟叶生产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加强叶组加工技术、叶组配方技术研究，改进复烤加工工艺，提高烟叶有效使用水平；推进烟叶目标质量与配套生产技术体系研究。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力度，不断增加烟叶生产科技含量。到“十一五”末，全国烟田漂浮育苗移栽面积达到80%以上，测土平衡施肥面积达到90%以上，集约化烘烤技术应用达到50%以上，病虫害预测预报网络覆盖面积达到90%以上，其中统防统治面积占75%以上，优质烟叶生产示范面积达到10%以上，烟叶生产科技贡献率达到60%左右。
（八）转变发展观念，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要树立集约化经营的管理思想，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转变粗放的烟叶生产管理方式，实行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行烟叶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对烟叶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进行控制，走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之路，努力提高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保持烟叶生产稳定，提高烟叶工作整体水平，必须重心下移、着眼基层、突出服务、加强基础。产区县级烟草部门和烟叶基层站作为行业的基层单位，要突出烟叶生产收购、技术推广、服务烟农的功能和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切实加强执行能力建设。要加强对基层技术辅导人员的考核，稳定基层技术辅导队伍。规范基层站工作流程，形成一套完整、规范和标准化的基层站工作流程和作业制度，加强基层队伍管理，提高技术推广到位率和整体工作水平；要规范产前投入物资或补贴资金管理，加强烟叶的经营核算工作；要强化信息技术运用，加强烟叶物流管理，提升烟叶经营管理水平。
以人为本，优化用人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教育培训制度，逐步培养高素质的烟叶生产、经营管理以及烟农队伍。要以优化烟叶人才资源配置为目的，建立和完善烟叶人才任用选拔制度，加快建立“进得来，留得住，出得去”的用人机制；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烟叶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主、符合烟叶工作实际的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探索推行评聘分离、竞聘上岗、薪酬结合，明确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培训考核机制和奖惩办法，建立权、责、利明确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和保护基层技术辅导人员的积极性。
要进一步认真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局、总公司）《关于加强烟叶技术推广队伍建设的意见》的精神，按照“定编定岗、公开招聘、持证上岗、岗位培训、以岗定酬”的原则，积极推进基层烟叶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队伍建设。到“十一五”末期，要实现每300～400亩烟田配备1名烟叶生产技术辅导员，并持证上岗；烟叶基层站站长应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取得高级技能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具有农艺师任职资格；每个烟叶基层站要配备至少1名农艺师或技师，30万担以上地市级公司要配备至少1名高级农艺师。
（九）突出服务意识，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
要坚持市场导向，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烟农、烟草公司、卷烟工业企业共同构成烟叶生产经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产区烟草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实现烟叶价值的桥梁与纽带。
烟农是我国烟叶生产的基本主体，烟农的积极性最终决定烟叶生产规模和质量水平。要不断提高对烟农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水平，解决种烟比较效益、劳动强度和技术复杂性等方面的问题，为烟农营造相对简单、轻松和放心的种烟环境，保持农民种烟积极性的相对稳定。建立烟农定期培训制度，完善基层技术推广体系，配套相关培训设施，提高服务烟农水平。
进一步创新烟叶生产组织方式，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烟农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种植，重点发展10亩以上的种烟户以及多种形式的烟叶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一批适度规模种植专业村。坚持烟叶合同种植方向，不断深化完善合同制，规范合同签订的程序，按照“全面推广、一次到位、明确权责、完善提高”的原则与烟叶种植主体签订好合同。探索完善“烟草公司+农户”、“烟草公司+卷烟工业企业+农户”等烟叶产业化模式，完善烟叶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提高烟叶生产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逐步解决烟叶千家万户种植与卷烟品牌规模生产的矛盾。到“十一五”末，力争10亩以上合同种植总面积达到50%左右，逐步减少3亩以下烟农种植比例。
产区烟草公司要根据卷烟工业企业对烟叶质量和供应的要求，在烟叶质量特征培育、质量控制和持续稳定供应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要通过履行购销合同规范工商交接，保证工商交接等级合格率和等级纯度，为卷烟工业企业提供足量优质合格原料。
要树立全球烟叶资源统筹配置观，在立足国内产能资源的同时，在国外建立优质烟叶采购和生产基地，稳定进口烟叶货源；选择生态环境条件适宜地区，通过配套基础设施、创新生产及管理技术，建立稳定的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中式卷烟的发展夯实原料基础。
（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烟叶生产体制和机制
要不断深化改革，努力为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进一步强化市场取向，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可行方式，形成既适应专卖制度要求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体制。完善适度竞争机制，在坚持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建立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的计划调控机制，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产区地市级公司与卷烟工业企业要遵循互动、互信、双赢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根据中式卷烟品牌配方个性化需求，制定规划，明确目标，积极行动，多种形式加快厂办基地建设步伐。一是卷烟工业企业和产区公司联合投资，共同开发烟田，风险共担，效益共享，主要满足工业企业的需要；二是卷烟工业企业与产区建立长期稳定的技术交流和供货关系，定点生产，定量供应；三是投资打叶复烤企业，参与其改制改造、仓库建设等，并提供管理和技术的支持，保证卷烟工业企业生产需要。卷烟工业企业要加大对基地的支持力度和参与程度，基地要确保烟叶质量满足卷烟生产配方的要求，使厂办基地工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力争“十一五”末达到重点地市级公司90%的烟叶基地化生产，重点卷烟企业90%的烟叶原料基地化供应。
要完善烟叶价格政策，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要求，认真执行烟叶国家统一定价政策，维护烟叶价格的严肃性；综合考虑市场供求关系、烟叶成本费用、国际烟叶市场价格、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烟区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烟叶收购和调拨价格，以保障烟农收入为基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努力实现烟叶生产经营的良性发展；维护烟叶价格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科学确定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的烟叶价差，引导烟叶生产向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重视抓好价格制定和调整的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烟叶成本信息采集与分析系统，加强完善烟叶价格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使制定的价格更加符合烟叶生产实际。
要积极制定“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加大烟叶生产投入扶持力度，帮助烟农消化部分生产成本，维持合理的种烟比较效益；要充分调动各方的投入积极性，建立烟叶生产长效投入机制，形成烟草系统、地方政府和烟农共同投资的良好机制，努力增强烟叶产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优化投资结构，集中必要的资金，有针对性地扶持重点产区、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督和管理，避免损失浪费和无效投入，杜绝投资建设过程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
建立风险救助机制，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烟叶生产风险基金制度，对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的烟农给予适当补助，减少种烟的风险与损失，增强烟农信心和稳定烟农队伍；积极引入烟叶商业保险，推动烟草公司与烟农共同投保制度，不断扩大烟叶保险种类和保险范围；建立完善烟叶储备调节机制，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烟叶市场波动对行业整体发展的不利影响。
打叶复烤企业要依据全国烟叶资源状况，合理安排布局。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国家局、总公司制定的“工商联手、共同投资”的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切实按公司制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国家局、总公司鼓励打叶复烤企业间输出管理与技术，有条件的可积极探索联合重组、托管等改革方案。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按照签订的加工合同进行复烤加工，严禁无合同、超合同加工，坚决杜绝加工系统外烟叶；要不断强化各项基础管理，稳定、提高产品质量。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保证纲要贯彻落实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作为一项事关行业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来抓。国家局、总公司成立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监督全国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工作；有关省级局、省级公司要设立专门机构，按照本纲要的精神和要求，结合实际，科学制订本省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要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实施的有效机制，努力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切实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加强综合协调，确保规划目标和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在本纲要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社会经济状况和行业发展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预期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为实现本纲要提出的目标，国家局、总公司将分阶段制定配套文件并陆续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