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5月13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30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江河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生态环境保护，是指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建设。
第三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与生态环境有关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保护生态环境，应尊重生态系统内部的规律，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在自治州境内进行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实行先评价后开发、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制度，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协调。
第五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地方财力逐年增加投入，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家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广泛深入宣传国家在治理西部生态环境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大力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鼓励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开
发和推广。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牧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卫生、交通、城建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行使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权，共同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与治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积极组织力量，实施江河源头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防沙治沙工程，努力改善江河源区生态环境。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州内外地方、集体、个人以及其他组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大力兴办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事业。
第十一条 凡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项目，必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开发、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有生态评价和对策的内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当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必须制定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否则，不得施工或组织生产。
（三）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四）在修路、开矿、兴修水利、电力工程和其他开发建设项目时，所排弃的剥离表土、矸石、尾矿、废渣、砂石等，不得在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
第十二条 凡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执行国家及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护森林、草原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以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的林草植被。
加快建设扎陵湖、鄂陵湖、阿尼玛卿山、年保叶什则山自然保护区，切实保护江河源头地区湿地和珍稀野生动物物种资源，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区域的保护工作，在上述区域内，不得修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设施。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玛柯河、多柯河、尕柯河至羊玉断面等天然林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全面停止一切天然林采伐，关闭林区木材市场，冻结征占用林地，禁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
禁止在有林地、乔木灌木林地、苗圃地，以及河谷地带的宜林地上非法开垦、采金、采砂石、采矿等活动。
在实施重点林区生态工程时，应大力推行个体承包的方式，组织农牧民参加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管护，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在条件适宜地区积极开展人工造林种草，扩大森林植被覆盖面积。
第十五条 江河源头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实行以生物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现有耕地逐步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林草植被。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快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人工种草、封山（滩）育草，综合治理“黑土滩”，草场实行划区（片）轮封轮牧，遏止草场退化。
坚持立草为业，科学养畜，调整畜群结构，实行以草定畜，促进草场资源合理利用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禁止非法开垦草原，禁止在草原上采金、挖草皮、掘壕沟。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治草原鼠、病、虫灾害和森林病虫害，并健全和完善预测、预报和预防、监测机制。
禁止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和销售鹫、鸢、雕、猫头鹰、沙狐、赤狐、黄鼬等草原鼠类和农作物害虫天敌。
第十八条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协同牧区能源行政主管部门推广新能源利用技术，指导城乡居民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清洁能源。
第三章 污染防治
第十九条 对生态环境有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二十条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牧民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推广配方施肥技术。
第二十一条 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鼓励农牧业生产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药品。
禁止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灭虫、灭鼠药品。
第二十二条 向草原灌溉渠道和渔业水体排放工业废水或者城镇污水者，必须保证灌溉引水点和渔业水体的水质符合水质标准。
禁止向江河、湖泊等水体倾倒垃圾、油类、有毒废液和含有病原体的废水；禁止在人畜饮水水体及周围地区浸泡或者清洗装贮油类、有害有毒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和车辆。
第二十三条 各城镇应当在适当地点设立垃圾堆放场，实行垃圾回收填埋制度，防止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各地举办赛马会、物资交流会等活动或开展旅游事业，举办单位或有关部门必须集中收集、处理垃圾、防止“白色污染”和水体污染。
第二十四条 专业从事牲畜屠宰和畜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牲畜粪便、废水和其他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对因病死亡和染疫畜禽及其产品由动物防疫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与危害。
第二十五条 因受污染而危害人畜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区域，应划为污染整治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污染单位和个人限期治理。
污染整治区的划定及治理办法，由自治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因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原因排放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定期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
第二十八条 加强对淘金、采金、选金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管理和监督。禁止个体淘金；对国有和有组织的集体采金活动，应当划定采金区域，制定矿山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强制性措施，监督其恢复植被。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牧业、林业、水利、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管辖范围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实物和资料。
发生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000元～5000元的罚款；
（一）开发、建设项目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未按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的规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
（三）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修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设施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有关手续，并可处以1000元～5000元的罚款；
（一）未经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擅自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的；
（二）在开发、建设中违法倾倒表土、矸石、尾矿、废渣、砂石的；
（三）向江河、湖泊等水体倾倒垃圾、油类、有毒废液和含有病原体的废水，或在人畜饮水水体及周围地区浸泡或者清洗装贮油类、有害有毒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和车辆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盗伐国有天然林区林木的；
（二）采伐或砍挖天然乔木、沙生植物的；
（三）在乔木灌木林地、苗圃地以及国家规划的宜林地上非法开垦、采金、采砂石、采矿等活动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源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实物价值5～10倍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农药的、由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和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该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并可处以50元～100元的罚款。
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成举办单位负责清理，直至恢复原状，并可处以1000元～5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超出划定区域违法采金，或在采金过程中未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采金结束后未采取措施恢复原貌的，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排除危害，治理恢复；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造成重大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0年7月30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由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0年7月30日
试论信赖利益保护、例外及当事人更换
——刍议对“方舟旅行社”诉“东方航空公司”一案引发的思考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方舟旅行社”诉“东方航空公司”一案来阐述第三人对他人合同享有的信赖利益，对信赖利益予以定义，描述了信赖利益的特征，阐明对信赖利益以保护的理由，并着重论述其构成、范围和例外。再此基础上，认为本案原告的信赖利益被特别法与《华沙公约》排除，成为信赖利益保护的例外。最后，笔者兼评了对本案引发的程序事项的思考，简述了有关当事人更换的问题。
【关键词】 信赖利益 过错推定责任 无过错责任 补偿无过错 分摊风险 责任限制 华沙公约 当事人更换
一、案情及分析
本案原告上海方舟旅行社有限公司组团十人由上海飞赴黄山旅游，并与黄山电力旅行社签订合同一份，约定由黄山电力旅行社负责此团十人（包括原告的领队）飞抵黄山后的有关旅游安排。之后，原告替游客购买了2002年5月17日7：00从上海至黄山及同年5月19日从黄山至上海的被告的机票共二十张。不料因飞机机械故障，航班误点以致该团无法成行。后航空公司仅对游客个人作了退票及补偿住宿、交通费的处理。由于行程的被迫取消，原告承担了对黄山电力旅行社的违约责任，并蒙受了购买旅游保险费、出车送游客到机场的费用和合同履行后可得利润的损失。故原告起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法院判令其承担违反客运合同而使原告遭受的全部损失。
在理清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时，要分析以下几个有一定联系的法律关系：（1）原告与十名游客之间是旅游合同关系，原告有义务按约定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游客有义务支付费用；（2）原告将其组织的十人旅游团到达黄山后的相关事宜委托给黄山电力旅行社负责,原告则支付报酬，两者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1]。（3）原告代十名游客购买了二十张上海往返黄山的飞机票，在该客运合同法律关系中，到底谁是双方当事人，本案原告是否是合格的当事人是本案的一个争点。如何认识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本案实体权利义务的关键。笔者以为，该客运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是十名游客与本案被告，原告的角色是购票的代理人，因为基于原告与十名游客之间的旅游合同，原告获得了游客的授权[2]，以游客的名义与被告的代理人签订了航空旅客运输合同[3]，航空公司与游客形成实质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代理人与第三人仅发生形式上的联系。
二、对判决书的评价
这份民事判决书叙事清晰，条理清楚，由于判决书制作者的叙事能力较强，因而使人感觉主次清楚，详略把握也比较得当。正文部分一开始首先将原、被告的观点逐一列明，并把各自主张所依据的证据详列于后，既如实客观地反映了庭审中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情况，也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显示了司法的公正和透明,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相吻合。这种写法一扫过去对证据表述含糊笼统的方式，表现出裁判文书写作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变化，令人欣慰。该判决书叙事时重点突出，主要表现围绕着当事人争执的客运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来写，突出了问题的关键方面。显然把握客运合同法律关系是处理本案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在本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首先分析并阐明了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且原告并未就要求被告赔偿的事项与其事先达成过任何书面协议，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4]，正确地认定了事实、适用了法律 。本判决作了简要的说理，也显得有理有据，为法院公正处理该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笔者仍苛刻地认为，在判决中简单的适用法律是不够的，判决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依法、依证据的说理，要做到说理透彻、思维严谨、结构严密并非容易之事，不仅需要法官的法律学识深厚、经验丰富，还需要法官极其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充分说理的司法传统。后者要取决于法官的独立性强弱和司法民主、透明的程度，如果没有恰当的制度予以保障和约束，就会影响法官心证的公开。而判决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则更是来自判决的说理性，因为当事人之间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是寻求一个说理的方式，法院就应该先提供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根据法律用说理的方式（判决）说服当事人。要取得如此高质量、高水准、权威的判决，司法各界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本案所涉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一）实体问题的法律分析——信赖利益保护之简述
综合本案的全部案情，原告由于被告与游客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未能正常顺利的履行并解除了客运合同的情形下，原告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原告并没有过错，因为原告是基于对他人合同能正常履行的合理信赖基础上行事，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虽然原被告之间无合同关系，但有信赖关系，存在信赖利益。但是，由于本案被告的特殊性，属于信赖利益保护例外的情形。
1、 信赖利益的含义
（1）利益说。该说认为，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5]
（2）不利益说。该说认为: 信赖利益, 系法律行为无效, 而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因无效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也; 又可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6]
（3）损失说。该说认为：“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之损害。”[7]
（4）处境变更说。该说认为，“信赖利益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许诺），使自己产生自我状态的变更。”[8]
我认为，以上各种学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往往只侧重一面，未能全面把握其全部，且有诸多的不足, 比如损失说的用语混乱, 利益说的混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等等。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决定了对其规制的法律的复杂，一些法律概念也内涵丰富，所以不妨在排除上述学说不合理之出后，对其作多角度多层面的透析，以拓宽我们的理解。笔者倾向性的认为信赖利益是指与合同或要约等法律行为实现有明显利害关系的人对他人的法律行为给予合理信赖而产生的合理、明显利益。信赖利益损失是指拥有信赖利益的人因对方的原因致使其信赖利益落空而损失已经或可能获得的利益, 包括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而要保护信赖利益就须明确信赖利益及其特征，主要概述为以下几点：
（1）信赖利益通常是既存利益或有较高盖然性的将来利益。信赖利益一般作为一种利益是对许诺赋予了信赖的当事人在许诺前即已经拥有的利益。它表现为订约、履行的成本及订约机会。“较高盖然性的将来利益”是指在立约或要约时虽未产生，但随着立约或要约行为将产生的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利益。但是，信赖利益无须双方明确合意，只要是明确的、作为善意当事人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即可。
（2）信赖利益是已实际损失的可得利益。即要求损失业已发生，故信赖利益的保护具有补偿性特点，以补偿或填平信赖人的损失为限，不含有惩罚性。
（3）信赖利益是因合理信赖却因可归责对方的过错而损失或丧失的利益。
（4）信赖利益产生于对表意人或允诺人的合理信赖，不要求一定要有意思表示一致，也不要求有对价。
2、法律之所以应保护信赖利益，是出于以下考虑：早期的交易是在狭小的集市上进行的物物交换，交易者对交易的过程都亲身经历。但随着市场的扩大，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所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物质文明）与社会的精细分工是互为条件的。社会的分工孕育了职业专业化，内外行之间基于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外行明显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为了平衡两者的关系、保障交易安全，适当的加大对物品、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有利于加强其责任心，有利于促进交易，有利于实现公平价值，与允诺禁反言规则或不得自食其言规则相呼应。所以，信赖利益之保护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手段。
信赖利益赔偿法则最先起始于美国判例, 形成于美国法学会所编著契约篇第90 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凡允诺人可以合理地预见其诺言,足以诱导受领诺言人或第三人为一定或实质之行为或容忍, 苟确有此种行为或容忍发生, 则当事人间虽无约因存在, 为避免不公平起见, 其诺言仍有拘束力, 倘因此违背诺言者, 法院应予救济之”。[9]我国合同法上也体现了对他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立法精神，如第19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法律所以对邀约人撤销要约予以限制，正是出于对受要约人信赖行事的确认，是对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维护。
3、信赖利益保护的构成要件
（1）有符合条件的信赖利益。即要求该利益具有上述信赖利益之特征，且必须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合法性及必要性。要强调的是，该种利益是立约或要约行为将产生的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利益。如果是许诺人不知且不应当知道的，则法律无理由过于苛求许诺人，使其背负过于承重的注意义务。
（2）一方基于信赖而享有信赖利益，却已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丧失该利益。
（3）该信赖利益的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丧失是利益明示或默示许诺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的。
（4）许诺人的过错行为与信赖人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丧失该利益有因果关系。
（5）信赖人无过错且善意行事。
4、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1）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就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损害。包括已受损害和所失利益。已受损害,是指信赖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订约费用；(2)为履约准备而产生的费用； (3)其他财产损失。除上述情形外, 凡因信赖人信赖对方行为有效而导致财产的减损, 均应属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
（2）非财产损害。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等。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 应采取了一种很谨慎的态度, 在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下才可以请求。一般以不赔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规定为例外。
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范围以“必要限度”为原则。无论对财产损害还是对非财产损害，为了平衡信赖人与许诺人之间的利益，有必要对赔偿额予以必要限制，否则许诺人的义务与责任过大，如由其全部背负也有失公允将会阻碍其正常的商业交易活动而不利经济发展，也可能被恶意信赖人利用而成为转嫁自己合同风险的工具。所以，法律可以规定一个最高额或合同标的的百分比来确定，而合同标的的百分比可以细化，如采用累进制计算。对于超额不获赔偿的部分，一般是一个通情达礼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或不可能预见到的。此外，对于信赖利益赔偿信请求权的行使，应当予以配置较普通诉讼时效短的时效，以督促信赖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避免给允诺人较大的行为风险，兼顾双方交易的稳定及秩序。信赖人的这部分损失将成为法律难以救济的风险，可以考虑用买保险来防范。
回到本案，首先本案原告为履行旅游合同之项下义务，代理游客购买机票二十张，对飞机的正常运营享有信赖利益，该利益明显是实现可能的、合法的。原告以旅行社的身份以集体购票的形式一次购买二十张机票，其购票行为之后存在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信赖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被告对导致原告信赖利益损失的飞机航班延误事件可能有过错。再次， 原告有基于合理信赖而产生的损失且原告无过错且善意行事，因为飞机延误对原告而言是不能控制和避免的。最后，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过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原告对被告是否享有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本案原告虽享有信赖利益，但属于信赖利益保护之例外。这是因为本案被告的特殊性，被告具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这是因为航空属于有法律特别调整的领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航空法》）和《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air Carriage,简称《华沙公约》）的规范。当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与乘客之间发生客运纠纷，首先要适用公约和特别法。《航空法》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本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不承担责任。”[10] 《华沙公约》亦有此规定。[11]在《航空法》中规定了航空承运人对延误造成损失的过错推定责任制度。[12]可以认为，法律对承运人的责任予以了有条件的限制，航空公司可很容易地提出“但书”（由承运人承担举证责任）予以免责抗辩，从而使原告的损害得不到补偿与救济，使原告承担了较多的商事风险。而我国《合同法》第1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应该说,我国《合同法》对违约主要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其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就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显而易见，《航空法》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较《合同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倾向于保护航空运输这个高风险行业。
一般地,承运人对延误造成的损失赔偿包括:（1）旅客在等候另一航班过程中所支付的特殊费用；（2）旅客误乘下一经停地点航班的损失；（3）旅客购买另一航空公司机票而额外支出的票款。这里所讲的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及精神损害。[13]
那么，这种对承运人特别保护的立法是否是正当与合理的呢？虽然《航空法》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所以“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工作，国际民航组织终于在综合《华沙公约》等11个有关国际航空运输文件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将严格责任制度导入国际航空运输法律体系，对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实行“双梯度责任制”，即对10万美元特别提款权的额度内的索赔，承运人承担严格责任，而对10万特别提款权以上的索赔，则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制。”[14]但是，笔者仍认为适当地对航空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理由如下：
（1）航空运输是风险行业，由于人类征服利用自然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空运中存在许许多多不可知和难以预、料难以避免、克服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风险不可避免。类似于起飞延误事件可以说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要求一律适用严格的违约则任，将严重影响航空运输行业的发展，使航空业成为高风险、高成本（违约成本）、低利润的行业。
（2）航空客运合同的订立具有特殊性。一般合同的订立要经过要约与承诺，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磋商，而航空客运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且乘客不能对合同进行修改和附加条件，承运人也无权选择乘客，即承运人无法了解单个乘客的具体情况，要求承运人承担对他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是明显不公平的。
（3）现实生活中，在空运这个有许多不确定风险的行业要探究和分辨承运人对飞机延误是否有过错确实比较困难，其行为是否有过失很难判断，往往较多的情形是谁都没有过错，是飞行这个特种行业目前或将来不可克服的行业固有风险。如果要求承运人独自承担所有的风险是不公平、不现实、不利于航空业及整个社会的。所以，在行空公司对乘客适当补偿后，应免除其更多的其他责任，实行“补偿无过错”原则和“分摊风险”原则及“责任限制”原则。
（４）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飞机延误属于较常见的现象，所以法律有理由要求人们不要太信赖客运合同都能毫无例外地顺利履行而提出让相关人审慎行事以期避免额外的风险。对本案被告而言，他完全可以审慎行事，在与黄山旅行社在分包合同中附加合同有条件生效的条款或者免责条款以避免自己的损失。
以上，笔者初步阐述了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及其例外。由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之提出较晚，且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理论体系，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全面，又尚未纳入立法的视野，故目前在司法中要主张保护缺乏法律依据。上述的理论探讨仅为作者的一家之言，必有不足与谬误之处，权当抛砖引玉，旨在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期望引起学术界与司法、立法者的共同关注。
（二） 程序问题的法律思考——法院能否更换当事人[15]（被告）？
合同所涉第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我国合同法并未加以规定无疑是一个亟待弥补和完善的法律空白。我国属成文法国家，法律保护的是被法典类型化的权利，但是立法者也是人，具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弱点，即知识、智慧、理性的有限性。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乌托邦，不切实际的“彻头彻尾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实际上……以变成最无意义、最危险的幻想。”[16] 所以，原告面临败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原告的利益是不是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没有办法维护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我认为，原告可以起诉游客，要求游客赔偿其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航班延误）而受到的损失，以适当地分摊部分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