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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规定


(２０００年３月３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表彰和鼓励在本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者，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被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

（一）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社会管理或者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贡献突出的；

（二）在直接投资，引进外资、人才、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传授新技术、提供新信息、开发新产品、培训专业人才等方面，贡献突出的；

（三）在开拓国际市场、促进经贸活动方面，贡献突出的；

（四）在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方面对外交流与合作，贡献突出的；

（五）在促进对外交往，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方面，贡献突出的。

第三条 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经本人同意，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有关部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推荐，分别向下列主管部门申报：

（一）被推荐人是华侨、香港同胞、澳门同胞的，向市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侨务部门）申报；

（二）被推荐人是台湾同胞的，向市政府台湾事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台务部门）申报；

（三）被推荐人是外国人的，向市政府外事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外事部门）申报。

市外事部门负责申报的统筹协调工作。

第四条 申报深圳市荣誉市民时，应当提供下列经被推荐人确认的材料：

（一）《深圳市荣誉市民申报表》；

（二）主要事迹材料；

（三）无犯罪、不良信用记录的证明材料；

（四）无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

（五）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设立深圳市荣誉市民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职责如下：

（一）讨论决定授予荣誉市民工作具体方案；

（二）初审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被推荐人名单；

（三）初审拟撤销“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名单；

（四）其他有关荣誉市民工作的重大事项。

联席会议由市外事、侨务、台务、贸工、公安、工商、环保、税务、劳动保障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市国土房产、建设、规划、国家安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海关等有关单位列席。

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召集或者由市政府委托市外事部门召集。

第六条 经联席会议初审确定的深圳市荣誉市民被推荐人名单，市政府应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三十日。

公示后有异议的，市外事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自公示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公示后无异议以及公示后有异议但经过市外事部门组织调查后认为符合本规定的，由市外事部门报市政府审核。

第七条 市政府应当将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议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第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作出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决定后，市政府应当颁发“深圳市荣誉市民”证书和证章。

第九条 荣誉市民享受市政府规定的礼遇。

第十条 市外事部门负责荣誉市民的资料管理及日常联络、服务工作。

第十一条 市外事部门可以组织荣誉市民开展调查研究、专题研讨、决策咨询等活动，市侨务、台务等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二条 被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政府应当将撤销“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议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一）在申报“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活动中弄虚作假的；

（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劳动纠纷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拒不执行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的；

（五）受到刑事处罚的；

（六）有其他应当撤销“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情形的。

撤销“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告，并由市外事部门通知本人。

第十三条 荣誉市民所在单位有本规定第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其本人负有直接责任的，按照本规定撤销其“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工作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市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活动每次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六条 对到访本市的外国友好城市的行政首长、议会议长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等需要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可以不适用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以及第十五条的规定。

第十七条 市政府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二○○○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简述法制儒家化

王胜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关于法制儒家化的起点，瞿同祖认为始于魏，但后来学界大多认为始于汉；终点也颇有争议，大多认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这里采通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