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效力问题研究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Validity of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宪法效力及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认为宪法效力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或间接法律效力都不科学，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或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不存在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问题。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权威性、稳定性、全面性以及保障制度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是宪法效力实现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宪法效力的充分实现有赖于优化宪法实施的环境和完善宪法自身内容。
[关 键 词] 宪法效力 宪法遵守 宪法适用
前言：宪法效力的意义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1]。 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意义在于：第一，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立宪主义理念即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假定，也是制宪、行宪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没有效力，则立宪主义理念不能实现，制宪沦为政治标签，行宪则只是政治与权力获得合宪性的工具。第二，宪法的效力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表现。宪法效力是宪法的普适性价值落实到社会实际的桥梁，是纸上的宪法转化为实际规范（活的宪法）的中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宪法规范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宪法规范又要规范社会现实，校正“越轨”行为。因此，宪法效力既体现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体现了宪法的权威性。第三，宪法具有普遍效力，是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一切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制度措施的落实都最终依赖于宪法效力。宪法具有效力，是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的理性根据。第四，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实现，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效力自然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根本实现形式。因此，宪法有无效力以及其效力的实现程度反映了国家强制力的实现程度，宪法效力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
对宪法效力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宪法效力的目的是更好地、更充分地实现宪法的效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尚不深入，鲜有系统而专门的论述，当前通行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不涉及宪法效力问题。本文拟就宪法效力问题作一些基础性探讨，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 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及评述
宪法的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起源于德国。其背景是欧洲大陆公法与私法划分传统。宪法直接效力说的代表人物是尼伯泰。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的约束对象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而且也应涉及到公民间的私人法律关系的领域，要把传统的私法领域纳入宪法的直接约束范围之内，以便切实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直接效力说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民间组织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大并成为公民生活中第一依赖因素，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和侵犯之可能性及现实性大为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将公法（宪法）效力扩展到私法领域，包含着不能容忍的弊端：这将导致公法与私法的混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功能重叠，并抹煞了宪法所固有的基本属性[2]。于是，德国学者迪利赫、马温茨等提出了宪法的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规定虽然不对私人之间关系产生直接效力，但也不是没有关系，而是间接产生效力。……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的话，那就是：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减去私法保障的部分等于宪法保障的领域”[3]。德国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的焦点是作为公法的宪法在私法领域是否有效。
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争论与此并无直接关联。目前，在我国主张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直接效力论”）的学者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界定所谓“宪法的直接效力”的，一是指“宪法可以直接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必通过其它部门作为中介”[4]。一是指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宪法应当具有直接的法的效力，这里法的效力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是指在法院它有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指在发生了纠纷以后，它有没有被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标准”[5] 。实际上，上述关于宪法直接效力的含义可进一步抽象为：宪法具有直接适用性（不止于法院）。也有学者不承认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间接效力论”）。主要理由包括：宪法规范比较原则，有待于其他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便无法据以为判断行为正确的标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在，一是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宪法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二是对于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6]。
针对我国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笔者认为：
第一，宪法“直接效力论”值得商榷。论者认为，“宪法的直接效力”，意味着宪法不通过部门法作为中介而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暗示：宪法通过部门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就是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效力论”者否认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而意指宪法将完全不通过中介（部门法）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法律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也难与实践相符。事实上，许多宪法条文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社会生活，而必须通过其它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才能实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因为，判断宪法是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能否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只能是看它相对于宪法调整对象而言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门法本身应该是宪法调整的对象，宪法规定的原则、精神及其他具体内容在部门法中得到遵从、维护即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宪法就具有效力（即所谓“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而不能认为必须在实际社会生活或具体社会关系中直接发生作用宪法才具有效力。以在法院直接适用作为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的唯一标准显得更不科学。因为，“法不只是评价性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7]。宪法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性规范，而必须为法官即法院适用，否则，宪法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第二，宪法“间接效力论”也难以成立。首先，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宪法规范便无法付诸实施，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本质上就是宪法的实施，即宪法效力的实现，而不是待普通法律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发生效力后才间接地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其次，即使以下说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即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也只是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不正常现象，表明我国早期宪政实践背离了法治的普适性原则，并不能成为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的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一中国特有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但宪法在法院的适用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宪法学界对宪法在法院的适用即所谓宪法司法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宪法司法适用性的研究取得了极富价值的成果[8]。另一方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被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虽然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的地方法院早有依据宪法进行裁判的先例），但它彻底否定了“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性”的观点。有学者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关于教育权根本无须依据宪法[9]。最近成都某法院又受理了完全以宪法条文为依据的平等权案。可以说，宪法在法院的全面适用目前仅仅是技术和时间上的问题，在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再次，间接效力论者认为，对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种完全错误而且有违事实的说法。不仅许多国家宪法都对违宪责任及追究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有大量的实证案例。我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但仍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原则规定，如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三，以宪法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一些宪法学者认为，由于宪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实质上是以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否定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因为，法律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效力，即能够进入诉讼。不能进入诉讼或不具有司法效力，意味着宪法没有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不是为了实施、为了执行而制定法律的”[10]。宪法亦然。通过正式程序制定的宪法，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所有立宪主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因此，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是为了弥补具体法律之不足或漏洞的，甚至“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11]。这意味着，即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也能够、应当而且必须进入诉讼，即必须获得适用。
第四，笔者认为，根本无须提出宪法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的学说，宪法具有“直接效力”是无须论证的。笔者在这里说的“直接效力”与前述直接效力论者的“直接效力”有质的区别。我所谓宪法直接效力即是宪法针对自身调整对象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非针对社会现实和具体社会关系。因此，和其他任何部门法一样，说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具有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荒谬性，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似乎宪法不能直接适用。法律效力只能是直接的，不存在仅具有间接效力的法律。因此，主张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即主张宪法没有法律效力。
第五，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本质含义在于宪法的直接适用性。“最高法律效力”意味着：在效力不一的规范等级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效力比其他规范高。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相一致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其他规范。直接适用其他规范隐含着其他规范不能违宪，宪法在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实现了对其调整对象——一般法律的约束，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即表明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具有所谓“直接”法律效力。
总之，笔者认为，宪法具有法律效力即意味着宪法的直接适用性，一部真正有效的宪法不可能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为避免实践中所谓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15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的作用，适用俄罗斯联邦全境”[12]。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直接效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直接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和有关法律条款，审理宪法诉讼案；一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因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款要求制定颁布普通法律，立法活动使宪法条款得以执行[13]。
二、 宪法效力的特点
与一般法律效力相比，宪法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最高性。这是宪法效力最重要的特征。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一方面根源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就是“指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14]。另一方面根源于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这一理论预设 [15]。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表现在：第一，宪法处于一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最上层，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最终依据，而且，其他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违宪的法律不得生效或者须经由特定机关宣告其无效。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议会有无上权威，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最高的，它的法律制度把一切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提高到了其他国家中宪法应有的高度[16]，这是英国宪法效力最高性的特殊表现。宪法效力的最高性是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有人将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称之为宪法的至上性[17]。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的实质意义在于：一般法律规范与宪法条文相抵触时，一般法律规范失去效力，宪法条文可成为直接适用的依据。第二，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根本准则，任何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
（2）稳定性。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同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它比一般法律规范变动少，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适用，能适应较大限度的社会变化[18]，它主要是指宪法的内容不轻易的修改、变化。宪法的稳定性是通过宪法效力的稳定性来实现的，但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涉及宪法内容的修改、变化，仅意味着一部生效的宪法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保持着同等的效力，它表明了一部宪法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连续状态。我国1954年宪法存在了大约20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宪法的稳定性），但在1957年后其实施受到削弱，文革十年遭全面破坏，被不宣而废[19]，在以后的时间里宪法虽仍保持形式的稳定性，但宪法效力丧失了稳定性，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因此，宪法效力的稳定性直接体现了宪法的秩序价值，使人们能够依据宪法的“提示”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从而对未来的生活作出有效的预测、规划、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其内容和形式应具有稳定性即不轻易修改、变更外，其效力也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确保宪 政价值得以实现的一般前提条件。“一部有效的宪法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稳定可行的宪法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和法律前提”[20]。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州、市、县（市）人民政府，各行政公署，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类
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方针政策，鼓励吸引股权投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到我区投资发展，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壮大，保护投资者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股权投资类企业包括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股权投资企业是指股东或者合伙人以其出资及合法筹集的资金、从事于对其他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或者持有股份而设立的企业。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是指以接受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个人委托，管理运营股权投资项目为主业的机构。
第三条 依法设立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可以采取公司制、合伙制或其他合法的组织形式。
股权投资企业可自行管理，也可委托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自治区注册的境内外股东或者合伙人投资设立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其中，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申请备案管理的股权投资类企业，注册地应当为喀什经济开发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五条 自治区金融办负责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规划、行业指导以及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备案管理。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
第六条 针对股权投资类企业和自治区重点支持的成长性企业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应当建立“随到随办”的办事制度，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
第二章 工商注册登记
第七条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以股份公司设立的，股东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过200人；以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股东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过50人；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合伙人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过50人。
第八条 公司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注册资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执行。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出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相关规定执行。
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所有投资者，均应当以货币形式出资。
第九条 股权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经营范围为：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
第十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名称中应使用“股权投资”或者“股权投资管理”等字样。
第十一条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资金。
第十二条 已经注册设立运营的股权投资型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符合合伙企业设立条件的，可向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申请变更为合伙制企业，并在变更后向自治区金融办申请备案。
第三章 备案管理
第十三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符合备案条件的，可以按照本办法向自治区金融办申请备案。
经自治区金融办备案后，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有关优惠和鼓励政策。
第十四 条申请备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权投资企业（含公司制和合伙制）的注册资本（协议募集资金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首期认缴额）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合伙制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实收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股权投资管理股份公司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万元。
（三）单个股东或者合伙人对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四）用于股权投资的货币资产应当委托商业银行托管，并签署货币资产托管协议。
第十五条 申请备案应当提交的文件如下：
（一）备案申请报告。
（二）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货币资产托管协议。已设立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股东或者合伙人名单、承诺出资额和已缴纳出资额证明文件。
（四）股权投资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或其拟任者）姓名、简历、身份证复印件。
文件一式三份并逐项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尚未工商注册设立的由拟任者签字。
第十六条 备案管理部门在收到备案申请后，确认申请文件齐全的，应于当日决定受理。受理备案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发出“予以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通知。对“不予备案”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备案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及时向其股东或合伙人披露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资料同时报自治区金融办备案。
备案企业增减资本、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变更托管人、清算与结业以及重大投资（商业秘密可以省略）的，应及时报备。
第十八条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股权投资资产安全，股权投资企业应当委托经认可的商业银行托管股权投资货币资产。
未投资于企业股权的股权投资资金，应当存于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证券和申购新股，不得买卖公开发行的股票。
第四章 税收政策和政府鼓励
第十九条 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投资收益，依法可采取“先分后税”的方式，由合伙人分别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
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合伙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代扣代缴。
第二十条 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合伙人的投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投资收益按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一条 为鼓励股权类投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在我区滚动发展，经自治区金融办备案的股权投资类企业，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执行以下政策：
（一） 公司制的股权投资类企业，纳入自治区支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依法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各项优惠政策，执行15%的所得税率，自治区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未能纳入该体系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减免企业所得税自治区地方分享部分的70%。
（二）公司制企业将税后利润向股东分红时，股东是自然人的，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该企业代扣代缴。股东缴纳所得税后，自治区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0%予以奖励，奖励资金由纳税所在地财政部门拨付。
（三）合伙制的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合伙人，按照“先分后税”缴纳所得税后，自治区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0%予以奖励，奖励资金由纳税所在地财政部门拨付。
（四）股权投资类企业因提供投融资管理或咨询服务等取得收入而缴纳营业税后，自治区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0%予以奖励，奖励资金由纳税所在地财政部门拨付。
股权投资类企业取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和权益转让收益，以及合伙人转让股权的，依法不征收营业税。
（五）各开发区可以制定其他办法，根据股权投资类企业及相关人员所作的贡献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奖励方式由各开发区与相关企业和个人协议约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给予股权投资类企业及相关股东、合伙人的奖励，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内执行。每年初由本办法第二十三条所述的新疆股权投资企业服务中心收集相关企业和个人的申报资料并形成奖励建议，报自治区金融办审核。经自治区金融办审核同意后，各开发区向有关企业及股东、合伙人拨付奖励资金，并将奖励情况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第二十三条 由自治区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管理中心牵头组建“新疆股权投资企业服务中心”，该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公司化管理，为境内外股权投资类企业的落户、运营、投资提供全程式便捷服务。
有条件的开发区应当提供专门场所，创造优良的办公环境和条件，吸引股权投资类企业集中落户和办公。
第二十四条 新疆股权投资企业服务中心的主要服务事项包括：
（一）受托办理企业注册、申请备案、税务、政府奖励等手续，以及为企业日常营运提供代理服务。
（二）建立企业或项目推荐制度。收集自治区优势企业和上市后备企业的信息，定期推介，优先向在自治区注册并备案的股权投资类企业推荐。
（三）建立服务网站，及时收集和发布各类信息，提供网上服务平台。
（四）建立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根据股权投资类企业及其行业协会的授权委托，收集行业的意见和建议，维护行业权益。
第二十五条 支持在自治区注册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利用自治区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和新疆产权交易所，进行项目对接、股权质押融资、股权拍卖转让，搭建企业、项目对接和退出平台。
第二十六条 为培育更多成长性企业，吸引更多直接投资，自2010年起，自治区财政每年在预算内安排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培育发展股权投资企业，培育进入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管理中心的成长性企业。对重点企业要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包括鼓励和引导直接股权投资、支持各类债务和债券融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等。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研究制定外资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注册登记、外汇管理、产业投资和退出机制，支持外资股权投资企业在自治区发展；研究支持股权投资类企业投资中西亚国家项目的办法。
第二十八条 鼓励商业银行在自治区开展股权投资企业托管业务、并购贷款业务和股权质押融资业务。
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我区依法投资或设立股权投资类企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国家今后出台有关支持新疆发展的规定，股权投资类企业适用的，按照从优原则办理。
第三十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2005年39号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31号）等规定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享受国家相关鼓励政策。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